问题：作为经济总量长期居全国前列的省份，广东的发展成就往往与广州、深圳及珠三角城市群紧密相连。
但从全省版图看，县域面积占比高、承载人口多，与之对应的经济贡献度相对偏低，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仍是必须直面的现实省情。
这一结构性矛盾，既制约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影响产业梯度转移与要素循环效率，成为高质量发展绕不开的短板。
原因：一是历史形成的产业与要素集聚效应显著，珠三角在资本、人才、技术、市场、平台等方面长期占据优势，县域在产业链分工中多处于附加值较低环节。
二是部分县镇产业基础薄弱，同质化竞争、链条短、品牌弱的问题较为突出，难以形成稳定的规模效应与集群效应。
三是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带来的“吸附差”，使人口流动、创业创新、消费升级更多向中心城市集中。
四是城乡空间形态、治理能力与发展理念不匹配，一些地方在“有资源”与“会转化”之间仍存在距离。
影响：如果县域短板不能有效补齐，广东在迈向更高水平现代化进程中将面临三方面压力：其一，产业体系的韧性与安全水平受限，难以形成更顺畅的省内大循环；其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公共服务差距可能固化，影响共同富裕的基础；其三，中心城市要承载更多人口与功能外溢，城市治理、交通、住房等领域成本上升，制约整体效率提升。
反过来看，县镇村一旦被激活，既能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拓展发展腹地，也能形成更广阔的消费与投资空间，为经济持续向好提供支撑。
对策：基于上述判断，广东以“头号力度”启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把县域作为破题点，强调系统推进与分类施策，核心路径可概括为“四个统筹”。
一是统筹强县产业与富民产业，在提升县域综合承载能力的同时，更加注重就业吸纳与增收导向，推动产业发展成果更多转化为群众获得感。
二是统筹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坚持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以特色资源为切口做强优势产业，同时引导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与县域产业融合，提升加工、流通、品牌和服务能力。
三是统筹县城、乡镇与乡村功能衔接，强化县城对公共服务、产业平台、物流体系的组织能力，以乡镇为纽带联通要素，以乡村为腹地承接产业与人口。
四是统筹政府引导与社会参与，完善政策支持与市场机制，吸引资本、人才、企业和社会力量投向县域，以项目化、清单化推动任务落地。
从实践层面看，广东多地以“小切口”撬动“大变化”的探索正在增多：有的村镇通过完善产业链条与数字化经营拓展市场半径，带动就业与创业；有的县域抓住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电商渠道等关键环节，将“土特产”做成大产业；有的地方依托海洋、生态、文化等资源，推动文旅融合与消费场景更新，形成新的增长点。
此类实践表明，县域发展不只是“补短板”，更是“育新机”：把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把区位交通转化为市场链接力，把治理能力转化为发展组织力。
值得关注的是，围绕工程推进的深度调研成果以案例集形式结集出版，通过图片、数据与做法呈现各地探索路径，客观记录县镇村变化的同时，也为外界观察广东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更具体的样本。
以案例化方式总结经验，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推动政策从“点上示范”走向“面上提升”，也有利于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县域建设与乡村振兴。
前景：面向下一阶段，广东推进“百千万工程”仍需在“持续性”和“均衡性”上下功夫。
持续性在于产业培育要经得起周期考验，防止一哄而上、同质化扩张，着力提高集群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均衡性在于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要进一步向县镇村延伸，提升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供给水平，增强人口就地城镇化与回流创业的吸引力。
同时，还要更好处理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把绿色低碳理念贯穿产业发展全过程。
可以预期，随着县域产业体系更完善、要素循环更顺畅、城乡空间更协调，广东在构建更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上将释放更大潜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具说服力的省域样本。
从“发展洼地”到“振兴高地”，广东的实践印证了“郡县治，天下安”的治理智慧。
当县域经济这个“沉默的大多数”被激活，不仅改写了岭南大地的经济版图，更探索出一条超大规模省份协调发展的中国式路径。
这场始于经济领域的变革，正在重塑新时代城乡关系的深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