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长江江豚是长江特有的淡水鲸豚类动物，被称为长江生态“晴雨表”；一段时间以来，受航运密度上升、岸线开发、非法捕捞与渔具缠绕、水域污染及栖息地破碎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其生存空间被挤压，种群数量持续下滑。有关科研调查表明，长江江豚数量20世纪90年代约为2700头，至2017年降至1012头，保护形势一度十分严峻。 （原因）江豚种群的衰退并非单一因素所致，核心矛盾在于人类活动强度与生态承载能力之间失衡。一上，长江干流及重点支流湖泊长期承受捕捞压力，部分水域存违规作业和高强度渔具使用，导致食物资源下降并增加非故意伤害风险；另一上，工程建设和岸线利用改变水文情势与生境结构，使江豚适宜栖息水域被分割，种群交流受阻。此外，水质波动、噪声干扰等累积影响，对繁殖成功率与幼体存活构成挑战。上述问题叠加，使江豚种群在2010年代出现明显下行趋势。 （影响）在长江十年禁渔等综合治理持续推进下，江豚保护正在从“抢救性”向“恢复性”转变。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据中国科学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等机构调查，2022年江豚数量约为1249头，实现“止跌回升”；2025年继续回升至1426头，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多地水域监测与公众观察也显示，在武汉段、南京段等区域，江豚活动更为常见。种群回升不仅意味着旗舰物种的生存压力得到缓解，也折射出禁渔政策对水生生物资源恢复、食物链修复和生态系统稳定的带动效应，为推进长江大保护提供了可量化的阶段性成果。 （对策）从治理路径看，江豚恢复得益于政策制度与科学保护的协同发力。其一，禁渔作为“硬约束”有效降低了直接捕捞压力，为鱼类资源恢复赢得时间窗口，并通过常态化执法监管形成震慑，减少违规作业对江豚的干扰与伤害。其二，迁地保护逐步形成网络。针对部分栖息地破坏较重、自然生存风险较高的江豚群体，相应机构在适宜江段设立5处迁地保护水域，目前迁地保护群体已超过150头，年出生幼豚数量超过10头，初步形成覆盖长江中下游的迁地保护格局，为自然种群提供稳定“补充源”，也为应对极端环境变化和局部水域突发事件提供了安全冗余。其三，科技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围绕人工繁育与遗传资源保护，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等单位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建立淡水鲸豚类精子库，为进一步突破人工繁育难点、提升种群遗传多样性管理水平奠定基础。其四，综合治理理念更加突出。禁渔并非“只禁不管”，更强调水域生态修复、栖息地保护与人水关系重塑，通过系统治理提升长江生态系统整体韧性。 （前景）面向未来，江豚种群恢复仍处在关键爬坡期，巩固成果需要久久为功。业内普遍认为，应继续坚持以禁渔为基础的长效机制，保持监管力度与政策稳定性，防止反弹回潮；同步推进重点栖息地连通与修复，降低生境破碎化对种群交流的阻隔；健全迁地保护的科学评估与风险管理，提升救护、监测和应急处置能力；加强科研监测数据共享与长期序列研究，更精准识别影响繁殖与存活的关键因子。随着鱼类资源恢复、水质改善与岸线治理持续推进，江豚种群有望保持恢复性增长，并带动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整体向好。但也需看到，航运噪声、极端气候、局地污染输入等不确定因素仍可能带来波动，必须以系统观念守住生态安全底线。
长江江豚种群的恢复展现了生态保护的积极成果。这个变化启示我们，只要坚持科学保护和综合治理，人与自然可以实现和谐共生。保护好长江生态系统，让更多生物在这里繁衍生息，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