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音”到荧屏:山西长子鼓书在传承与创新中重回大众视野

问题——一度边缘化的地方曲艺如何重获观众? 长子鼓书曾长期活跃于晋东南乡村民间,以方言唱词、板鼓节奏和叙事唱腔见长,题材多取自历史故事与日常生活;但随着娱乐形态更迭、审美趋同以及部分演出为迎合市场而随意拼贴改编,这个地方曲艺一度陷入“表演套路化、内容失真化、受众老龄化”的困境。更有个别评价将其简单贴上“粗”“土”的标签,导致部分从业者“改得越像流行越好”的误区中徘徊,传承链条面临断裂风险。 原因——回到生活与语言本身,靠什么实现逆转? 长子鼓书的“回暖”,关键在于重新确认其价值坐标:它不是脱离土壤的舞台样式,而是生长在地方生活与方言语境中的叙事艺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引红的选择具有代表性。她坚持以原生态语言表达和传统程式呈现,不以“去方言化”“过度包装”换取表面的“高级感”,而是通过扎实的唱功、节奏控制和叙事能力,把乡土内容讲出情感穿透力。 2025年12月5日,刘引红携《山西面食》登上央视《名家书场》,以一手击鼓、一手打板的传统表演形态,配合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唱词,将日常饮食文化与地方性格融入段落结构之中。这种“听得懂、记得住、笑得出”的表达,恰恰触达了大众对真实生活质感的需求,也为非遗传播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守住方言与叙事的根,才能形成稳定的审美辨识度。 同时,青年回流成为重要变量。刘引红在带徒过程中强调“以台育人”,让青年在真实演出中完成技艺磨炼与风格建立。以青年演员王晨曦为例,其通过反复听录音、练唱段、上舞台,逐步完成从爱好到职业的转变。青年群体的加入不仅补齐人才断层,也为传统曲艺与当代传播方式对接提供了可能。 影响——文化认同与基层公共文化供给同步提升 一上,长子鼓书的再度走红提升了地方文化认同。方言唱词所承载的幽默表达、价值判断与生活经验,使观众“听曲”中完成情感共鸣与文化回望。长子县文化馆等公共文化空间推出常态化演出活动,吸引大量群众现场观看,形成“周末有戏、基层有声”的文化生活场景,增强了县域公共文化服务的获得感。 另一上,非遗与文旅融合的带动效应显现。地方曲艺节庆活动、景区演艺、文化展演中具备导流能力,可与地方饮食、民俗、手工艺等资源联动,形成可持续的文化消费链条。长子鼓书以作品内容连接“地方名片”,为外来受众提供理解地方的入口,也为县域文旅品牌塑造提供了鲜明符号。 对策——从“有人会”到“有人用、用得好”,还需哪些支撑? 业内人士指出,非遗保护不能止于“名录化”,关键在于构建传承生态。当地文化和旅游部门以专项资金扶持鼓书队伍,在服装、乐器、排练演出各上给予保障,有助于降低民间团队运营成本,稳定基层演出供给。下一步可从三方面发力: 其一,完善人才梯队建设。通过师徒传承、校地合作、研培计划等方式,建立从启蒙、进阶到成才的通道,让青年“进得来、留得住、上得去”。 其二,提高作品生产质量。鼓励围绕时代生活进行创作,但要坚持曲艺规律与传统美学,避免“为新而新”的拼贴化改编;同时加强文本打磨与演出规范,提升整体水准。 其三,拓展传播与市场渠道。在确保艺术本体不被消解的前提下,利用电视节目、网络平台、线下巡演等多元渠道,提高可见度;推动与公共文化服务、文旅演艺、研学活动结合,实现“公益普及+适度市场化”的双轮驱动。 前景——在“守正”中实现当代表达,地方曲艺大有可为 长子鼓书的实践表明,传统文化并非天然与当代审美对立。真正的关键在于是否尊重其生成逻辑:来自生活、依靠语言、以叙事打动人。当一门艺术敢于保持自己的“地方性”,并以专业化、体系化的方式进入公共文化空间,它就能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形成竞争力。随着更多青年加入、更多平台开放、更多高质量作品产出,长子鼓书有望在更广范围内实现从“县域热”走向“全国识”的跨越。

刘引红与长子鼓书的故事,不仅是一段非遗保护的佳话,更揭示了文化传承的深层逻辑——真正的艺术生命力源于人民、归于人民。在追求现代化的浪潮中,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审视那些曾被忽视的“土味”文化,因为它们承载的不仅是技艺,更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