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固体废物增长与治理压力交织，城市发展面临新考验 城镇化推进和消费结构升级的叠加影响下，生活垃圾及各类固体废物产生量持续上升，末端处置压力随之加大。多地曾出现填埋场接近上限、转运距离增加、邻避矛盾加剧等问题，既影响城市承载能力，也降低居民生活体验。杜祥琬认为，固体废物问题不只是某个环节“处理难”，而是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体系的系统性挑战，需要用全链条思路来解决。 原因：产生端“多”、资源端“散”、治理端“断”是深层症结 一是源头减量不足。部分行业仍存在过度包装、一次性产品使用频繁等情况，居民消费升级也带来更复杂、多样的废弃物。二是分类体系不够精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等若混投混收，会直接抬高后端分选成本，降低资源化效率。三是末端能力结构性不匹配。一些地区对焚烧、填埋等设施依赖较强，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厨余资源化利用、工业固废协同处置等环节相对薄弱，导致“前端没分好、后端难用好”。四是公众认知存在偏差。近期个别舆论将焚烧技术进步简单解读为“无需分类”，容易误导公众行为。 影响：生态环境、资源安全与治理成本同步受牵动 杜祥琬指出，固体废物处置不仅关系城市环境卫生，也影响资源循环和能源利用效率。不分类情况下，高含水率厨余垃圾进入焚烧体系会降低热值、增加辅助燃料消耗与运营成本；可回收物混入其他垃圾会造成再生资源流失，推高全社会原材料消耗；有害垃圾若处置不当，还可能带来长期环境风险。更重要的是，固体废物治理水平正成为衡量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处理不当将增加财政负担和社会治理成本。 对策：以“无废城市”理念统筹源头减量、分类治理与资源循环 2017年，杜祥琬与多位专家提出“无废城市”理念，强调并非“不产生废物”，而是通过制度设计与技术路径，尽可能减少固体废物产生量，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并实现无害化处置。他认为，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应在五个上协同发力： 第一，抓源头减量。推动绿色设计，限制过度包装，促进耐用消费与循环使用，从生产和消费两端减少废弃物增量。 第二，抓分类基础。垃圾分类不是可选项，而是资源化利用的入口。应完善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全流程，形成闭环。 第三，抓资源化利用。加快再生资源回收网络建设，提升分拣与再制造能力；推动厨余垃圾厌氧发酵、堆肥等路径，提高“变废为资源”的稳定性与规模化水平。 第四，抓末端处置提质。焚烧等技术进步应服务减量化、资源化目标，而不是替代分类。对必须处置的剩余垃圾，应强化排放监管与全过程规范运行，提升社会信任。 第五，抓社会共治。通过法治保障、标准引导与公众参与，推动企业履责、社区协同、居民养成习惯，形成可持续的治理机制。 前景：以系统治理支撑高质量发展，“跨界”经验折射国家导向 从重大科技任务到民生治理议题，杜祥琬的研究与咨询跨越多个领域，但脉络一致：国家需要哪里，科研与咨询就应跟进到哪里。业内人士认为，“无废城市”建设将与“双碳”目标、城市更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形成更多联动：一上，资源循环利用有助于减少原生资源开采与能耗；另一方面，固体废物治理也将带动环保装备、再生资源、数字化监管等新业态发展。随着政策体系更完善、技术迭代加快、公众参与提高，我国固体废物治理有望从“末端承压”转向“源头减量、全程管控、循环增值”的高质量轨道。
从大漠深处的核试验基地到城市垃圾分类站点，杜祥琬用一甲子的科研实践诠释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含义。这位老科学家的经历提示我们：学术价值不在于领域光环，而在于能否持续回应国家发展需求。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阶段，这种以国家需要为坐标的科研精神，也将激励更多后来者接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