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水是甘肃重要的战略性水源，农业灌溉、城乡供水与生态维系中发挥着“压舱石”作用。但在长期干旱少雨、区域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背景下，部分地区曾不同程度依赖地下水弥补供需缺口——超采问题逐步累积——主要表现为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局地生态承载压力加大、农业用水成本上升等。如何在保障用水安全的同时守住地下水底线，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问题层面，地下水超采往往隐蔽且具有长期效应，短期内似乎缓解灌溉与生产用水压力，长期却可能引发水位下降、湿地萎缩、河湖补给能力减弱等风险。尤其在河西地区和部分内陆河流域，若缺乏有效约束，超采容易形成“越缺水越打井、越打井越缺水”的循环，且治理成本会随时间明显抬升。原因层面，一是自然条件制约明显。甘肃降水总体偏少、蒸发量大，农业生产对灌溉依赖度高，遇到来水偏枯年份更容易挤压地表水供给。二是用水结构矛盾集中，部分区域农业用水占比高，且存在灌溉方式偏粗放、种植结构与水资源条件不匹配等问题。三是过去一段时间内存在“重开发、轻约束”的惯性，地下水取用管理、监测预警和跨区域协同相对薄弱，导致部分超采区治理推进不均衡。影响层面，地下水超采不仅关乎水资源本身，也牵动产业布局、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一上，地下水位下降会推高取水能耗和生产成本，压缩农业及对应的产业效益；另一方面，生态系统对地下水补给具有依赖性，超采可能对河湖连通、植被恢复和荒漠化防治产生连锁影响。对黄河流域而言，地下水治理还与流域生态保护、节水型社会建设紧密联动，具有跨区域外溢效应。对策层面，甘肃近年来强调“精准施策、系统治理”，从制度、资金、工程与管理四个维度发力，推动治理由“单点整治”向“闭环管控”转变。制度上，围绕“四水四定”导向，出台多项政策措施，明确取水总量与水位“双控”要求，并将超采区水位降幅纳入市（州）重点工作评价的扣分项，强化结果约束。资金上，建立治理成效与财政资金分配挂钩机制，对水位下降严重地区扣减专项资金并统筹用于超采治理，以资金杠杆推动责任落实。管理上，建立地下水监测协同与数据共享机制，按季度通报水位变化并统一发布监测数据，以公开透明的数据体系增强约束，使治理进展可量化、可追踪、可评估。工程与项目上，近三年全省实施中央水利发展资金地下水治理项目37个，累计压减地下水开采量5600万立方米；2025年继续实施10个治理项目，延续项目带动、以点带面的治理路径。在具体实践中，各地探索形成与区域水情相匹配的“组合拳”。张掖、武威等地建设“港湾式泵池”等设施600余座，通过地表水置换地下水，提升调蓄与输配能力，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针对石羊河流域等重点区域，甘肃印发专项治理方案，2025年计划实施轮作休耕35.26万亩、推广高效节水农业357.16万亩、关闭机井379眼，从源头压减需求、从过程提升效率、从末端强化约束，合力遏制地下水位下降趋势。河西地区推进“水地”共管，强调水资源与耕地规模、种植结构协同匹配，其中酒泉市整治不合理灌溉耕地近11万亩，带动区域地下水位止跌回升，显示治理成效逐步显现。前景判断上，地下水超采治理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关键在于把“控总量、提效率、调结构、强监管”贯通起来，推动治理从阶段性“止跌”向稳定性“回升”再到常态化“保持”转变。随着监测网络持续完善、数据共享机制更加成熟，以及节水农业、灌区现代化改造和用水结构调整不断推进，甘肃地下水治理有望在巩固黄河流域严重超采区清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缩小超采区范围，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同时，也需关注个别地区在来水波动、产业调整与农户用水行为变化中的适应成本，通过更精细的政策支持和更严格的用水约束，防止出现反弹。
甘肃省地下水超采治理的实践表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非非此即彼，通过制度创新、资金保障、技术进步和区域协同的协同发力，可以在保护水资源的同时支撑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当前，甘肃已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水情与发展阶段的地下水保护路径。下一步持续深化治理，不仅关系到甘肃的长远发展，也可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水资源管理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