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供给能力较强、需求恢复偏弱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成为“十五五”前期宏观政策的重要课题。
杨伟民在会上提出，要把分配置于更突出位置，作为打通供给与需求循环的“桥梁”，通过制度性安排促进消费能力提升，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管理协同推进，形成系统性政策合力。
问题：供强需弱格局下，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仍需修复。
当前部分领域供给扩张较快，但内需尤其是消费恢复不及预期，表现为居民收入增长偏弱、企业利润修复不稳、地方财政收支承压等。
需求不足不仅影响短期增长，也会通过预期、投资与就业传导，形成对经济循环的约束，进而加大结构调整的难度。
原因：名义增长偏低与分配结构不够优化叠加，削弱了消费基础。
杨伟民指出，近几年名义增长一度低于实际增长，这意味着价格水平回升乏力，进而使城镇居民收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等指标的增速弱于经济增速。
名义增长偏弱会导致企业定价和盈利空间受挤压，工资和分红提升动力不足，公共服务与保障能力也受到影响，最终反映为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增长偏慢、预防性储蓄倾向上升，消费意愿难以充分释放。
与此同时，分配制度与结构仍需完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提升空间较大，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机制仍需强化。
影响：内需不足强化结构性矛盾，拖慢向消费拉动模式转型。
若需求恢复弱于供给扩张，将加剧“有供给、缺需求”的矛盾，影响产业链上下游经营预期与投资安排，并可能抑制就业扩容和居民收入增长，形成循环约束。
更重要的是，若居民消费率难以稳步提高，经济增长对外需与投资的依赖度难以有效下降，不利于构建以内需为主导、更可持续的增长格局。
杨伟民强调，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需要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且名义增长同样要维持在合理水平，这对基本实现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
对策：从“刺激消费”向“调节分配”递进，增强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
杨伟民提出，扩大需求不能只靠短期刺激工具，更要通过分配政策提升居民部门收入占比，夯实消费扩容的基础。
其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一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强低收入群体收入底盘，提升基本消费能力；二是引导企业持续提高普通员工工资水平，让劳动报酬增长与经济增长更好相匹配，增强中等收入群体消费韧性；三是显著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工具更精准、更有效地向低收入群体倾斜，明确用于增收与改善民生，带动消费潜力释放；四是宏观调控在“十五五”前期要更加重视推动价格回升，把名义增长的改善作为重要目标之一，在稳定增长、稳定就业与稳定预期之间形成更强的政策协同。
总体而言，其核心导向是推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并明显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根本上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
前景：系统性政策同向发力，有望加快形成内需主导的增长新格局。
随着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单纯依靠投资扩张或外需拉动的空间趋于收敛，消费在稳定增长中的作用将更加凸显。
若供给侧优化与需求侧扩大能够通过分配改革实现更紧密耦合，居民收入预期改善与消费信心修复将相互促进，企业利润与就业稳定也将得到更坚实的需求支撑。
同时，名义增长回升有助于改善企业盈利与财政能力，为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重点领域改革提供更稳定的资源基础。
可以预期，围绕“供给—需求—分配”协同的政策框架若持续推进，将为“十五五”时期经济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提供更可靠支撑。
当中国经济巨轮驶向高质量发展新航程，收入分配这块"压舱石"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从"促消费"到"调分配"的政策转向，不仅体现发展理念的深化，更是应对复杂经济形势的战略抉择。
如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点，将成为检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