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资源型城市如何跨越“高碳依赖”与“生态约束” 榆林是我国重要能源基地之一，煤炭等资源开发长期支撑区域经济，但也面临生态承载力偏弱、沟壑区水土流失、风沙区荒漠化等现实挑战。如何保障能源安全与推动“双碳”目标之间寻找平衡，如何把生态治理从“成本项”转化为“发展项”，成为摆在当地面前的关键课题。 原因——从“先发展后治理”转向“在治理中发展” 近年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持续推进，叠加产业结构调整与市场需求变化，倒逼资源型地区加快转型。榆林在实践中认识到：生态问题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必须以流域、坡面、沙区等为单元统筹治理；产业问题具有路径依赖，必须通过交通、服务、品牌和机制创新，为新产业打开空间。由此，榆林逐步形成以生态修复夯实底板、以产业升级增强动能的思路。 影响——生态“含绿量”转化为发展“含金量” 在榆林北部与南部不同地貌区，一批治理样本正在产生综合效益。以米脂高西沟为例，当地早在上世纪50年代便探索林地、田地、草地统筹配置的治理模式，并在后续实践中不断优化管护与利用比例，使梯田、林草与经济林相互支撑。经过多年接续治理，荒山治理与植被覆盖水平明显提高，村集体经济与农民收入同步增长，生态治理从“保水保土”延伸到“增绿增收”，成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可复制的经验之一。 在神木等能源富集地区，转型压力更为集中。当地在交通体系、城市服务与旅游产品上发力，推动“快进慢游”的旅游条件加速形成；同时围绕矿区生态修复，探索湿地营建、沙地植绿等措施，把曾经的采掘痕迹转化为生态教育与研学体验空间。随着生态景观连片成势、公共服务完善，文旅产业对餐饮、住宿、零售等消费的拉动效应逐步显现，城市形象也从单一能源标签向“绿色名片”拓展。 在绥德郝家桥、薛家渠等地，红色资源与产业振兴的耦合效应正在释放。通过建设干部教育培训与研学平台，红色文化传播带来稳定客流；以改革方式盘活资源要素，推动“资源—资产、资金—股金、农民—股东”联动，深入增强村集体“造血”能力。在此基础上，苹果、设施农业、养殖、旱作等产业与小品种特色种植共同构成多元支撑，推动乡村从“单一增收”向“产业体系化”迈进。 对策——以系统治理和机制创新打通“绿”与“富”的通道 一是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强化坡面治理、沟道治理与沙区治理协同，推动生态修复由点到面、由单项工程向综合治理升级。二是以绿色低碳为导向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在能源保供基础上加快发展文旅、现代农业及有关服务业，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韧性。三是完善交通与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旅游可达性与承载能力，同时建立行业协会、志愿服务等多元治理机制，维护市场秩序与口碑。四是用好红色资源与改革工具箱，推动要素入股、利益联结与集体经济壮大，形成可持续的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前景——从“资源优势”走向“综合优势”的新空间 随着“双碳”进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深化，资源型地区转型进入关键窗口期。榆林的探索表明，生态修复不仅是“补课”，更是重塑产业竞争力的重要起点；文旅融合与红色教育不仅是“流量”，更是带动就业、提升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水平的抓手。下一步，榆林仍需在绿色能源技术应用、矿区系统修复长效机制、文旅产品供给质量、乡村产业标准化与品牌化诸上持续发力，推动生态价值实现路径更加清晰、产业链条更加完整。
从荒山秃岭到绿水青山，从能源依赖到多元发展，榆林以实践展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现实路径。这座塞上古城的转型探索，不仅为区域发展打开了新空间，也为各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榆林仍将继续推动生态与经济协同共进，走出更具韧性的转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