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理学名臣陈襄虽然一生在江南各处为官，但最终还是选择把他的坟地留在了宜兴。他曾在嘉祐六年以祠部员外郎的身份出知常州，在那里兴修水利，深受百姓爱戴。熙宁四年他回到京城担任知制诰，后来又被派到杭州。即使晚年多次被贬到外地任职，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宜兴的山水。元丰四年三月陈襄在京师病逝后，朝廷下诏把他葬在常州宜兴县永丰乡蒋山的那个地方，这也呼应了他先祖从光州固始迁徙而来的路线。这位福建人终于圆了“终老阳羡”的愿望。随着陈襄的到来，他的弟弟和侄子们也一同来到了宜兴，一座家族墓园就在箬山上悄然形成了。 清代文人吴骞在《桃溪客语》里详细描述了箬山墓地的情况：陈襄因为治理湖泊和修建堤坝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元丰八年九月的一个秋天，彭城刘彝在祭扫完陈襄的坟墓后回到州学拜谒祠堂。箬山的形状像个斗笠，位于善权山东北麓，属于蒋山的范围。旧县志把陈襄和蒋之奇、李纲等八人一起列入了“先贤祠”，州县每年都会派人前去祭祀。这使得箬山在宋代就有了官方的身份认证。后人因此把这里叫做“陈公岭”，香火一直绵延不绝。 陈襄并非一个人葬在宜兴。他的弟弟陈章是在皇祐五年考中进士的，曾担任邛州知州，去世后也归葬在宜兴的马鞍山。马鞍山和箬山虽然隔着一段距离，但两座坟墓遥遥相望。《德星堂陈氏宗谱》里记载说：“公偕仲兄来居宜兴，遂家善权山。”这句话把兄弟俩、两座山以及两座坟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因为陈襄与蒋之奇的女婿结亲，陈氏家族在宜兴的社交圈里达到了顶峰。两家联姻让善权寺的香火和太湖边上的政坛消息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苏轼和陈襄在杭州任职期间关系最为密切。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爆发时，苏轼被贬到黄州去了。关键时刻是陈襄联合张方平、李清臣、司马光等十多位官员上书为苏轼求情。最终苏轼被罚了二十斤铜就免于了刑罚。然而当三年后陈襄在京师病逝时，苏轼因为自己是戴罪之身一直没有写过一个字去安慰他的家人。直到元丰六年他才在给陈章的信中写道：“钱塘一别就像在做梦一样……唯独中间述古捐馆舍时有人哀悼……直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感到非常惭愧。”寥寥数语写出了弟子对恩师深深的愧疚之情。 陈襄不仅埋骨在箬山，他生前还和善权寺有很深的缘分。寺里的和尚刘彝在夜里住在寺里写下了一首诗《夜宿善权寺怀述古》。白天百姓去坟前祭祀扫墓时“先贤祠”里香火不断；夜晚和尚们点着灯念经时“善权寺”里也是一片寂静。山门和坟墓之间只有一墙之隔却把功德和哀思同时留在了人间。这种独特的空间安排让善权寺从一座普通的寺庙变成了纪念名贤的地方直到明清时期还是香火旺盛。 纵观整个历史脉络我们会发现： 陈襄是因为政绩被人们记住；陈章是因为为官清廉留下了名声；苏轼是因为悔恨写下了诗篇；而后来的人则是用祠堂和坟墓来守候着他们的祖先。 这是一座山、两座坟、三重香火、四代人的守望。 把兄弟俩埋葬在宜兴的山水间、官场的交往以及文人士大夫的集体记忆全部都折叠进了宜兴的东南一角。 今天走进善权寺还能看到石阶尽头那个低调的“陈公岭”。 青草掩盖下一块北宋的碑刻静静矗立着无声地讲述着百年前那位“公正廉明”的福建人是如何与太湖山水达成和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