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乡村地区，传统戏曲正面临“台上人少、台下人散、文本缺失”的共性难题。
平山西调秧歌戏同样经历过从农闲盛行到一度冷清的波折：一方面，老艺人逐渐年迈，靠记忆保存的唱段与戏文难以完整延续；另一方面，年轻人外出务工、乡村人口结构变化，使民间班社的演出空间与观演习惯发生改变。
如何把“能唱会演”转化为“可复制可传播”，成为基层非遗保护绕不开的课题。
这一问题的形成，既有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也有艺术形态自身特点的因素。
平山西调秧歌戏长期扎根乡野，唱词多为口耳相传，行当与伴奏相对简约，形成“包袱班”式的灵活机制，成就了其贴近生活、雅俗共赏的魅力，但也带来文本不定、版本分散的现实困难。
特别是方言入戏、语音韵味强，不少词句难以直接用规范汉字对应记录，若缺少系统整理，一旦传承链条出现断点，剧目、曲牌与表演程式就可能随老艺人离世而散佚。
地方志记载中清代秧歌盛行、甚至因观演影响农事而被禁的史实，也从侧面印证了其曾经深厚的群众基础与社会影响力。
其影响并不止于一门戏曲的存亡。
秧歌戏常演邻里琐事、农家伦理与乡土故事，承载着乡村社会的价值观、语言习惯与审美方式，是民间记忆的重要载体。
它在传统节庆、乡村集会中的作用，既是文化娱乐，也是社区凝聚与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
秧歌戏若失传，不仅意味着一种表演样式消退，更意味着方言语汇、民俗礼序与地方叙事的“活记录”被削弱，乡土文化的连续性与认同感也会随之受损。
面对现实挑战，当地艺人和文化工作者正探索更具可持续性的路径。
平山县西调秧歌李派第三代传人赵瑞林自幼学艺，数十年来以收徒授艺方式扩展传承网络，门下弟子分布于多个村落，形成“点—线—面”的民间传习格局。
近年，他将“防断根”作为要务，着手把多年记忆中的经典剧目逐字整理，形成系统文本；退休音乐教师张玺参与校订，从唱词语义、方言对应、节奏韵脚等方面反复推敲，使口传内容尽可能转化为可保存、可教学的规范稿件。
据悉，目前已形成二十余部剧本初稿，为后续排练、教学、传播提供了基础素材。
与此同时，借助非遗主题摄制与传播活动，外界对平山秧歌戏的关注度有所提升，有利于扩大社会认知，吸引更多青年回流学习与参与。
从对策层面看，平山西调秧歌戏的保护与发展需要多方协同、系统推进：一是把“人”作为核心，完善传承人培养机制，在乡镇文化站、学校社团、村级文会中嵌入常态化培训与展演；二是把“本”作为抓手，在尊重方言与传统唱腔规律的前提下，推动剧本、曲谱、锣鼓经等资料的整理归档，形成可查询、可共享的基础库；三是把“演”作为路径，通过节庆演出、乡村旅游活动、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等拓展舞台，恢复群众性参与；四是把“用”作为导向，鼓励在不破坏艺术本体的情况下进行适度创新，如围绕乡村振兴、移风易俗、家风建设等主题创作新剧目，让传统艺术与当代生活发生连接。
展望未来，平山西调秧歌戏的生命力仍在于“从泥土里来、到生活里去”。
只要传承体系不断档、文本整理更完善、演出场景持续恢复，并在公共文化政策支持与社会力量参与下形成稳定的传播渠道，这一古老戏种就有望在新时代实现从“抢救性保护”向“活态化发展”的转变。
它既可以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资源，也能为地方文化品牌建设提供独特支点。
秧歌戏是一部活生生的平山风土人情志。
它记着山里人的喜怒哀乐，藏着一辈辈人的柴米油盐。
赵瑞林用笔墨将这些故事固定在纸张上，不仅是对个人艺术生涯的总结，更是对整个乡村文化的深情致敬。
在新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的保护不仅需要传承人的坚守，更需要创新的方法和社会的共同参与。
当我们将秧歌戏的唱词唱给青山听、唱给流水听，也是在唱给未来的日子听——让那些承载着乡土情感和文化记忆的故事，在新的时代里继续绽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