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得先说个事，有没有想过细胞上真的有“接收器”？当然有啊。可是要把这个“接收器”给找到，科学家们可是花了一百多年呢。从一开始有点小苗头，到最后证明它存在，一代代科学家都在努力。 那咱们先来看看怎么有了这个猜想。就先说个1878年的事，英国的生理学家兰格利做实验的时候，发现阿托品能阻断毛果芸香碱对猫的唾液分泌的作用。他就想啊，神经末梢或者腺体细胞里面肯定有什么物质，能跟阿托品还有毛果芸香碱结合。要是阿托品先占了位置，毛果芸香碱就没办法起作用了。这时候就有了最早的受体概念了。 接着又到了1905年，兰格利又发现烟碱会让肌肉兴奋，而箭毒又会把这兴奋给压下去。他又想，这两种药物肯定不是直接作用在神经或者肌肉上的，而是都瞄准了细胞膜上的一个特定位置。他就给这个位置起名叫“接受物质”。 后来到了1908年，德国学者埃利希研究抗疟药的时候发现，稍微改改化学结构，药的效果就能翻好几倍，毒性却完全不一样。他就联想到抗体和抗原的特异性结合了，大胆猜测肌肉或者腺体里也有属于自己的“钥匙孔”。药物要是插进这个钥匙孔，生物效应就能产生。 埃利希还给受体定了两条规矩：第一是只能和特定的配体结合；第二是能引发生物效应。到了1926年，英国生理学家Clark做实验证明了这点。他让乙酰胆碱让蛙心心率减慢50%的时候，分子面积只占心室肌表面积的0.016%。说明药物并不是撒大网式轰炸，而是精准占领一小撮受体。当受体全被占领时，效应就到顶了——这就是最早的“受体—占领学说”。 可这理论后来遇到挑战了：有些药占满了受体却只表现出部分效应；还有些药占着茅坑不拉屎反而阻断效应。1954年Ariёns和Stephenson又补上一刀：药物要跟受体结合得有两把钥匙——亲和力和内在活性。 后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放射受体分析法出现了：用同位素标记阻断剂追踪受体。台湾科学家李镇源更进一步用α-银环蛇毒素与N-受体结合把N-受体蛋白从肌膜上“钓”出来并称重证实了真实存在。 至于临床意义嘛！有好多例子呢！像氯丙嗪、甲氰咪呱这些抗精神病药都是按受体模型指导下研发出来的代表作品。还有阿片受体内源性配基脑啡肽的发现把疼痛研究推向了新大陆！原来中枢神经系统自带镇痛系统呢！ 有时候老药也能焕发出新活力！强心苷本来被当作利尿剂用后来发现它是通过抑制Na⁺-K⁺ATP酶（强心苷受体）来增强心肌收缩力的。地高辛抗体Fab片段能把强心苷从受体上“撬”下来救急呢！ 现在随着技术飞速发展科学家们要破解的是：这些递质和受体到底是在哪里“接头”？它们又是怎么协同完成生命的千变万化呢？答案还在路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