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和他的儿子们能写得一手好诗词歌赋，这本该是好事，可在东汉时期，这反而成了坏事。这就好比现在要是有人拿金一南、张维为、张召忠这几位学术权威去和方文山的歌词才华相提并论，那对这些学者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侮辱。曹操父子其实一直被史学家们认为是不学无术的，他们嘴上夸曹操父子文采斐然，实际上是在骂他们没文化。班固在写《汉书》的时候，为了避免触及敏感话题，删掉了《史记》里卫青和霍去病与汉武帝关系的暗示。尽管如此，班固还是在《汉书·佞幸列传》里把卫青和霍去病的官职给写了出来，说明隐恶扬善并不等于盲目奉承。 在中国传统历史学的写作中，学者们通常遵循隐恶扬善的原则，就是说，除非一个人的行为特别恶劣，否则不会轻易在史书中揭露他的坏事。在东汉末年，士大夫阶层更看重的是治经学问，也就是儒家的经典学问和实际治理能力，而不是文人的风花雪月。那个时候的大儒蔡邕对诗词歌赋有着明确的批评，认为这只是纯粹的娱乐性质，还直言写辞赋的人不过是戏子。他觉得书画辞赋只是才之小者，根本不能用来匡国理政。 在东汉末年，士大夫们更注重的是经术和治理能力，诗词歌赋这种才华反而是被看不起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卫青和霍去病与汉武帝关系的暗示给了班固很大压力，但班固还是删去了《史记·霍去病传》中的幸字。不过班固依然在《汉书·佞幸列传》中没有回避提及卫青与霍去病的官职。 曹魏时期的太学教育情况就能说明史学家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文献通考》里说曹魏时期太学诸生有千数人，但博士们大都粗疏无法教学生。学生们本来也是为了躲避兵役而来上学的权贵子弟根本没有学术兴趣。这就说明曹操父子统治下的最高学府早已沦为没有学术水平、只不过是用来让富贵子弟躲避役务的地方。 蔡邕在《后汉书·蔡邕传》里提到：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这段话不仅批评了辞赋还指出写这些的并不是真正的学者而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人物。 所以史学家提到曹操父子有文采实际上是一种嘲讽暗指曹操父子不过是那些从宦官家族出来文化浅薄的文人罢了。那么为什么我敢说史学家称曹操父子文采出众实际上是批评呢原因就在于东汉末年文采也就是写诗词歌赋的才华反而是被士大夫阶层所看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