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国民党当局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封锁，一位年轻外国记者的到来撕开了信息屏障。23岁的埃德加·斯诺带着对中国革命的好奇，经宋庆龄引荐辗转抵达延安。彼时南京国民政府悬赏25万银元通缉毛泽东，而斯诺的采访笔记里写下的却是“红军将领是否蓄须”等带有人情味的问题。这种强烈反差，折射出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的严重信息偏差。
斯诺在延安的泪水，既是对一段艰苦岁月的告别，也是对一种精神气象的确认；历史一再表明，偏见可以被事实纠正，隔膜可以被真诚化解。讲述中国，不仅要讲得响亮，更要讲得可信、讲得动人；而可信与动人，往往就藏在普通人的尊严、制度的纪律与时代的选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