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那个动荡的年代，李自成和张献忠都出身底层，本是在捕快和军队里讨生活的人。李自成做了大顺王，而延安来的张献忠，却在大西国称王。他带领的队伍就像贪婪的蝗虫，所到之处寸草不生。他的部下把归附的人当成“干粮”，甚至活生生煮孩子吃。对于妇女，他先奸淫，次日再亲手杀害。 当年清朝官员张德地向康熙报告说，“此地有土而无民”。十年后湖荒总督也证实，“蜀省有可耕之田，无可耕之民”。到了康熙二十四年，整个四川才剩下不到九万人。清朝学者刘景伯在《蜀龟鉴》中估算，四川南部的人几乎没剩几个，川北不足千分之一，川东不到万分之一，川西十万人口里也不足一成。 张献忠在四川建立的政权最残暴。起初他还发布安民告示，像个君主一样治理。但当蜀中遇到饥荒粮食紧缺时，他的“治理之道”就是带领流寇四处抢粮。为了抢到粮食，他甚至发明了“剥皮取粮”“烤活人”这种恐怖手段。他竟然理直气壮地说，“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而实爱之。”这种逻辑令人毛骨悚然。 大西王统治后期，张献忠每到一座城池就进行“洗城”，把农村当作屠宰场。军官把砍下的手掌作为功绩的象征。清军入川后，四川仍然有食人现象发生。我们现在对农民起义的想象曾经很浪漫，觉得是底层百姓为了生存和尊严而抗争。但历史展现出真实的一面时，我们才不得不承认有些起义缺乏先进性。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引，大字不识的军队为了生存往往沦为土匪。张献忠就是个典型例子，他的暴行正是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真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