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当前宏观运行的主要矛盾与外部不确定因素叠加；研讨会围绕宏观政策选择展开讨论。与会人士认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仍上升，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贸易摩擦与全球产业链重塑相互叠加，汇率波动、顺差格局变化与跨境资本流动对宏观调控提出更高要求。国内上，部分行业需求不足、价格偏弱，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仍需巩固，亟须稳定预期、扩大需求与推进结构性改革之间把握政策节奏与力度。 原因——美国增长韧性来自政策组合发力，但代价同样存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子荣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表现出较强韧性，多次超出市场预期。从全球占比看，美国经济体量在疫情后深入上升，成为少数回到疫情前增长轨迹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其关键在于政策组合持续推进并形成合力：一是财政端保持较高强度支出与赤字安排，为需求提供支撑；二是货币端在阶段性金融压力出现时及时稳定预期，并通过支持国债市场的操作，缓解财政扩张的融资约束；三是产业端密集推出激励性法案，引导资本与技术投向关键领域，形成“财政支撑—金融配合—产业引导”的联动。另外，政策延续性被认为是重要因素。与会专家提出，美国在政策退出上更为谨慎，避免刺激见效后过早收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二次下滑风险。 影响——强刺激稳住短期增长，也累积中长期风险。与会人士提醒，美国政策的副作用不容忽视：其一，过度依赖财政纾困与需求刺激，可能加剧通胀波动并抬升生活成本，若对通胀判断偏差，政策调整窗口容易被错过；其二，政府债务快速扩张，财政可持续性承压，未来利率与再融资条件变化可能放大金融市场脆弱性；其三，产业政策受政治周期影响较大，连续性不足，增加企业长期投资的不确定性。与会专家还以近年个别金融机构风险事件为例指出，监管部门的快速处置有助于稳定市场，但也提示高利率环境下银行资产负债错配、风险定价重估等结构性问题仍需警惕。 对策——应对国内需求偏弱，应“以政策换空间、以改革促发展”。针对内需不足、价格偏弱等情况，与会专家认为，宏观政策要更强调系统性与协同性，在保持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提高精准度和有效性。一上，应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关键作用，通过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居民预期、促进消费、改善民生等方式先行托底，并为结构调整争取时间窗口。有观点认为，该路径我国改革历程中有现实参照：在转型压力较大时期，适度逆周期调节可为后续结构性改革提供缓冲，避免在约束较强的环境下改革推进受阻。 另一上，财政政策效能提升的关键约束仍于央地财政关系尚需进一步理顺。与会专家指出，部分地方在事权与支出责任、财力与负担匹配上存在结构性矛盾，影响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与政策传导效果。因此，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被视为牵引全局的重要抓手：更清晰界定中央与地方事权边界，优化支出责任划分，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与激励约束机制，推动财政资金“投向更准、使用更好、运行可持续”。同时，应统筹预算约束、地方债务管理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下，提高财政运行透明度与可预期性。 前景——外部不确定性仍在，结构性突破取决于改革与政策协同。关于外部形势，与会专家认为，美国经济短期或仍保持一定韧性，财政刺激效应、利率环境变化与科技产业扩张等因素可能继续提供支撑，但通胀反弹、债务负担与收入分化等隐患将成为中长期扰动来源，并可能通过汇率、资本流动与贸易政策等渠道影响全球市场。对我国而言，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需要在扩大内需与提升供给质量之间形成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既要用宏观政策稳住总需求与预期，也要通过财税体制等基础性制度改革提升治理效能，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制度支撑。
在全球经济格局加速调整的背景下，各国宏观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面临更高复杂度。美国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提供了有益参照，但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立足自身，通过深化改革破解体制机制障碍。财税体制改革这个关键抓手能否取得实质进展，将直接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