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稳住阵脚？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金融体系。3月30日的这期《这就是中国》，由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张可亮、主持人何婕，还有复旦大学的张维为教授一起深入探讨了这个话题。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企业开始加速全球化出海，从海外并购到帮助亚非拉国家修建基础设施。这时候，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的专项贷款发挥了关键作用，既解决了沿线国家的基建融资难题，也让中国的产能和设备顺利输出海外。 1993年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金融体系全由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包揽，既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浪潮，也无法满足经济腾飞的长期资金需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政府专门设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这三大政策性银行，精准承接国家战略层面的职能。与此同时，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被剥离了政策性业务，完成了商业化转型。这种“政策性金融托底国家战略、商业性金融激活市场活力”的双轨并行体系搭建起来后，中国金融就迈入了市场化配置的新阶段。 这套体系支撑了中国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铁网和领先的5G通讯体系。比如京沪高铁那样巨额的资金需求，靠市场化资本根本无法覆盖，而我们的金融体系通过银团贷款等模式提供了稳定支撑。四通八达的基建网络最终成为了全行业降本增效的基础。 在科技创新方面，资本市场不断完善和科创板的推出为硬科技企业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让企业能专注于高风险、长周期的核心技术研发。 这套体系还具备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比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政府推出4万亿信贷支持稳住了经济基本盘。张维为教授举了自己当年在欧洲的经历说明西方金融的脆弱性：就连瑞士都差点因为衍生金融游戏破产；而大洋彼岸的美国普通民众财富蒸发了四分之一。相比之下，中国守住了底线。 张维为教授指出，中国制度最大的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这背后的逻辑首先是金融体系的资金统筹能力。虽然还有完善空间，但这套体系构建了系统性规避危机的制度框架，这是西方国家难以做到的。它始终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长远发展，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