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杨玉成聊聊过往就会发现，往事真的没法一笔带过。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大学生一毕业压根不用自己找活儿干，全靠学校给安排。1986年，我从学校出来留在了上海当老师，我有个女同学被派去了南京教书。虽说她比我大两岁，在男生眼里那是个大美人，苏杭女子的那种柔劲儿、说话的嗲声、当生活委员时的细心劲儿，再加上她那双大长腿，简直把不少男生都迷住了。 好多男生都围着她转，她也有本事能把大家照顾得好好的，可我偏偏躲得远远的。年纪大了点的感觉来了，刚毕业时心里也发慌，觉得身边没个踏实的人不行。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当个外地人，就像飘在海上的小船。那时候我多想有个女朋友啊，能陪我说话、做作业、逛逛马路、看看电影。 我那女同学好像知道我心思，动不动就对我动手动脚的。虽然我从来没主动约过她去看电影或者牵手，但我也觉得我们就差那层窗户纸没捅破了。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倒是让我心里稳当了不少。 结果毕业那天她分到了南京，这一下我好像掉进了无底洞里。没地儿哭也没地儿说，想起“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句话，我只好拿起笔写日记。心里的火往上冒的时候，日记就是最好的倾诉对象。 我在本子里问了自己好多问题：“她到底对我怎么样？”“她去了南京那边没亲戚，吃住能习惯吗？”“去南京虽然离上海只有不到300公里路难走得很，我该咋办？我到底能不能去南京？” 最后我在本子里写得很无奈：“她都走了我还能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