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武侯祠的塑像群中，手持羽扇、端坐“轮椅”的诸葛亮形象，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型符号；最新历史研究认为，这位被《三国志》评价为“长于巧思”的军事家，其在战场上使用载具指挥，并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多种历史因素叠加的结果。现存较早的记载出自东晋史学家常璩《华阳国志》，其中写到诸葛亮北伐时“乘素舆，葛巾毛扇”。这个表述与后世文艺作品中常见的四轮车形象并不完全一致。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群指出，汉代“素舆”多指无帷幔的简易乘具，诸葛亮选择它，既不必然出于健康所迫，也不只是为了模仿战国军事家孙膑——尽管诸葛亮确实研究过孙膑“减灶诱敌”等经典战例。 军事科学院古代军事研究所的专题报告提出了更偏战略层面的解释。建兴六年（228年）街亭之战前后，史料中出现蜀军统帅乘舆指挥的有关记载。结合当时战局，报告认为这种做法带有明显的心理战意味：对内，它传递统帅“稳住阵脚、决心到底”的信号；对外，则营造“运筹在握”的压迫感，给魏军施加心理负担。这类思路与“空城计”“木像退敌”等传说性战术在逻辑上相通，体现出诸葛亮一贯强调的“攻心”为先的用兵理念。 成都中医药大学文献研究院则从医学史角度补充了证据。研究人员对《诸葛亮集》中涉及“足疾”“阴痛”等语句进行考据，并结合汉代贵族常见病资料，认为长期伏案理政可能引发或加重严重关节炎，使其在晚年更依赖乘具。五丈原之战前，史料记载其“食少事烦”，在长期高强度工作下，身体状况深入恶化并不意外。 当代管理学者更关注这一现象背后的组织意义。有观点认为，诸葛亮借由可视化的“乘舆/轮椅”形象，强化了与士卒同进退的统帅姿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指出，相比单纯的动员口号，这种直接可感的领导方式更容易凝聚军心、提升战斗意志，其所体现的领导方法至今仍值得讨论。
历史常因一个细节被记住，也更需要放在整体脉络中理解。诸葛亮战场乘“轮椅”的现象，既可能与病痛和劳损有关，也可能出于指挥效率与心理博弈的需要，同时折射出蜀汉后期“以人撑局”的现实压力。透过这把“轮椅”，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传奇形象的来源，更是制度、战争与个人意志交织而成的复杂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