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关键阶段，区域联动发展、要素高效流动和国土空间优化配置的需求更加迫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这个部署指向清晰：“全域一盘棋”框架下，推动不同战略更紧密衔接、同向发力，以更高水平的空间治理支撑高质量发展。 一段时间以来，四大战略各有重点、各有抓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着眼缩小地区差距，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民生保障能力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针对重点区域和关键流域，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区可持续发展路径，提升跨区域协同与对外开放水平；主体功能区战略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硬约束，分类引导国土空间保护、开发与利用；新型城镇化战略围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格局、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实践表明，这些战略方向一致、逻辑相通，但在推进过程中仍存在协同不足问题，需要以“叠加效应”改变“各自为战”的局面。 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上：一是目标体系不够集中，部分地区推进重大战略时更强调短期增长和项目落地，统筹均衡发展、生态约束与人口布局不够；二是政策链条衔接不紧，财政、产业、土地、环保、人口等政策存在“各管一段”，资源配置效率受到影响；三是功能互促力度不足，一些跨省域通道建设、产业链协作、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推进不均衡，区域间“边界效应”仍然明显。随着新质生产力培育、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绿色低碳转型加快，这些短板更容易被放大，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效率。 原因在于，四大战略在制度设计上各有政策工具，在考核导向、执行机制、资源配置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区域协调发展更多依靠转移支付、税费支持和人才政策，侧重兜底补短；区域重大战略强调要素跨区域优化配置与高水平开放，突出示范带动；主体功能区以空间管制和差别化政策为主，强调“有保有压”；新型城镇化牵动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供给、城市更新等综合改革。由于协同机制仍需深入完善，实践中容易出现政策同向不够、节奏不一、标准不一等情况，叠加效应难以充分释放。 叠加效应一旦形成，将带来多重效应。其一，有助于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通过更精准的空间引导和要素配置，把产业升级、人口集聚、交通网络与生态安全格局更好统筹起来，提升经济系统韧性。其二，有助于强化区域联动，重大战略区域的创新和开放优势可以更有效带动周边地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形成“强带弱、先带后”的联动格局。其三，有助于提升治理能力，推动从单项政策推进转向综合政策协同，促进跨区域协商共治、公共服务共享、生态共保联治，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撑。 实现上述目标，关键在于以系统集成思维抓好“目标协同、政策衔接、功能互促”等重点，推动四大战略从“并行推进”走向“有机融合”。一要强化目标协同，把区域均衡、流域治理、空间管控与城镇化质量提升放在同一张图上统筹，推动不同战略目标更好衔接、相互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夯实基础，区域重大战略增强引领力，主体功能区提供空间约束与方向，新型城镇化提供人口与要素承载支撑，形成闭环。二要加强政策衔接，围绕财政金融、产业支持、土地利用、生态环保、人口公共服务等关键领域，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机制，减少重复投入和政策低效运行。三要突出功能互促，提高交通、能源、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深化产业链创新链协作，完善跨区域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增强重点区域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 从前瞻看，“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新旧动能转换、人口结构变化、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等挑战，更需要以战略叠加效应提升整体效率和安全韧性。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重大工程布局优化、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完善，四大战略叠加效应有望从“理念要求”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可持续”的制度成果，推动形成优势互补、结构合理、协同联动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为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更坚实的空间支撑。
发挥四大战略的叠加效应，反映了我国对区域发展规律的把握和对空间治理的系统思路。这个部署既是对既有区域发展实践的梳理提升，也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更明确的路径。新的历史阶段，只有更好把握四大战略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目标协同、政策衔接、功能互促各上持续用力，才能充分释放战略叠加效应的潜能，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有力的区域发展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