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抗日老兵跨越世纪的家国记忆:四代从军书写民族脊梁

问题—— 如何让历史被准确记住、让牺牲得到应有尊崇、让红色基因在基层社会真正传承,是当前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与基层治理绕不开的共同课题。贵州江口县闵孝镇中练村老兵杨昌文,110岁仍能唱出《保卫黄河》,身上多处战伤依然清晰。他的个人记忆与家庭经历,既呈现了战争年代普通人如何把个人命运与国家走向紧紧相连,也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历史叙事与民间史料的系统保护。 原因—— 其一,家国危局迫使个体作出选择。杨昌文1908年出生在武陵山深处的农家,少年就读私塾,后赴省城受训,回乡从事治安工作。随着日本侵略加剧、东北沦陷、战火南下,社会动员不断加强,“不当亡国奴”的情绪在基层迅速蔓延。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离开相对安稳的生活投身军旅,从乡土责任走向国家层面的抗战担当。 其二,基层动员与个人能力叠加,推动其承担更重任务。杨昌文识字、有组织能力,早年受训使他具备带队与执行任务的基础。抗战爆发后,部队对文化程度较高、执行力强的骨干需求迫切,他也因此从基层岗位逐步走向更关键的职责,折射出当时军队在紧急动员中对人才的快速选拔与使用。 其三,战争的残酷让“幸存者叙事”尤显珍贵。南京保卫战等战役中,空袭、炮击与近距离火力交织,伤亡极高。杨昌文多次负重伤仍幸存,身上的弹伤、炸伤成为战场强度的直接证据。与其说这是命运偶然,不如说是那一代人“以血肉换时间”的沉重代价。 影响—— 一是为地方党史、军史与抗战史研究提供可核验的民间样本。老兵对战友姓名、阵地情形等细节的回忆,有助于补足档案空白,推动口述史与地方史互证。 二是推动社会对烈士褒扬与退役军人保障形成更清晰共识。杨昌文家庭数代从军、有人在抗美援朝中牺牲,使“和平来之不易”不再停留在概念层面。尊崇不应只停在节日慰问,更应落实为长期照护、精神关怀、权益维护与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 三是促进基层价值共同体建设。一个村寨把老兵生日当作公共记忆节点来纪念,实质上是在把国家叙事转化为乡村共同体的情感纽带与道德共识。这类“可参与的纪念”更容易形成向善风气,增强乡村凝聚力。 对策—— 第一,系统做好抗战老兵与烈属信息建档与动态服务。对高龄老兵开展健康评估、上门巡诊、紧急救助联动等措施,建立村镇—县区—市州三级工作闭环,确保“有人管、管得住、管得细”。 第二,推进口述史采集与史料数字化保护。对老兵证章、书信、照片、伤残证明等规范整理;对关键叙事开展多源核验,建设可引用的地方史资料库,并与学校、纪念馆、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共享使用。 第三,把英烈精神融入青少年教育与社区治理。围绕南京保卫战、抗战后勤动员、家书家训等主题开发地方课程与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参与访谈、整理、讲述,让历史教育从“听故事”走向“做研究”“讲证据”。 第四,让尊崇体系在日常中有稳定表达。将老兵事迹转化为可持续的社会行动,如志愿服务结对、社区关爱网络、家庭家风评议等,形成常态机制,避免纪念活动“一阵风”。 前景—— 随着抗战亲历者逐渐凋零,真实可考的个人记忆将更加稀缺。以杨昌文为代表的老兵群体,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活档案”。今后一段时期,退役军人服务保障、英烈褒扬纪念、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等工作将深入制度化、规范化。只有把个体记忆纳入公共史料体系,把尊崇行动嵌入基层治理结构,红色基因才能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实现可持续传承,也能为国防教育与民族精神凝聚提供更扎实的现实支点。

从梵净山下的农家院落到烽火连天的战场,从个人三次重伤到家庭两代人的牺牲与坚守,杨昌文的故事提醒我们:国家记忆并不抽象,而是由无数普通人的选择与付出汇聚而成。把这些记忆保存好、讲清楚、传下去,是对历史最庄重的致敬,也是面向未来更可靠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