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历史遗存碎片化与发展需求叠加，保护利用面临两难 位于晋江市深沪镇沿海地带的科任村，辖区面积约5.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和外来租住人口规模较大，并与港澳台及菲律宾、新加坡、美国等地保持紧密的乡缘联系。村庄既是典型的滨海渔村，也是侨乡聚落。随着沿海通道贯通、滨海景观吸引力增强，科任村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但人气提升也带来历史遗存保护压力：曾承担海防功能的“司城”城墙于上世纪中期被拆除，如今仅存东侧一小段石砌残墙及储水设施遗迹“城隍窟”等。遗址体量有限、辨识度不高，难以支撑完整呈现。部分原城基空间已转为居民建筑和公共集市，文物本体及其周边环境的完整性受到影响。 原因——自然地理与海防建制奠定基底，城市化与功能转变导致遗址衰退 从历史脉络看，科任村一带早在唐代已形成聚落，因近海礁石与岛屿地貌得名。明初沿海防务加强，中央在闽南沿海布设城寨体系，科任所在区域修筑海防“司城”，并与周边烽火台、邻近司城形成联动，通过举火传警互通军情。至明末，倭患与海上冲突加剧，地方乡绅捐资以本地花岗岩重修加固，使其成为当时闽南沿海防御能力较强的堡垒之一。 遗址衰退与多重因素叠加有关：一是海防功能弱化后，城墙由军事设施转为生活空间，维护意愿下降；二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住房需求上升，城墙被拆、城基被占用，历史空间被切割；三是基层文物保护力量不足，早期缺少系统普查、保护范围划定与展示阐释，导致“有史无形、可感不足”。同时，侨乡建筑与传统闽南红砖厝保存相对较完整，但同样面临年久失修、产权分散、修缮标准不一等问题。 影响——文化标识弱化制约高质量发展，资源禀赋仍具转化潜力 对科任村而言，海防遗址不仅是地方史的见证，也是村庄公共记忆与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遗址碎片化、叙事断裂，容易形成“看得见海、看不懂史”的落差，不利于建立稳定的文化标识与品牌。 同时，侨乡网络与滨海风貌叠加，村内侨楼、红砖古厝、中西合璧的建筑形态与渔业生产场景相互映衬，具备发展文化体验、研学教育与乡村旅游的基础。若缺乏统筹，客流增长可能带来环境承载压力、同质化商业竞争，以及传统生活秩序被挤压等问题，反而削弱长期吸引力。 对策——以保护为前提统筹更新，以公共叙事串联“山海城人” 业内人士认为，传统村落与遗址类资源的活化，应遵循“先保护、后利用、可持续”的基本路径。具体而言： 一是完善调查与认定。对现存城墙、储水遗迹、烽火台涉及的点位及古道、石栈道等遗存开展系统普查，结合历史文献与口述资料建立档案，明确保护对象、范围与管控要求，为后续修缮与展示提供依据。 二是推动微更新与环境整治。在不大拆大建的前提下，优化残墙周边视线通廊、风貌协调、排水安全等，减少对遗址本体的二次扰动；对具有代表性的侨楼、红砖古厝实行分级保护与示范性修缮，形成可复制的技术标准与管理机制。 三是构建可阅读的村史体系。将“司城—烽火台—海防通道—侨乡建筑—渔港生活”串联为清晰的叙事线，通过简明权威的标识系统、展陈空间与数字化导览，增强游客与村民的历史获得感，让“遗址碎片”转化为“整体故事”。 四是引导产业适配与社区共治。依托侨乡资源与乡情网络，鼓励乡贤与海外乡亲通过基金、认养修缮、公益展馆等方式参与；同时完善民宿、餐饮、研学等业态准入与质量监管，避免低端化、短期化开发破坏村庄风貌与公共利益。 前景——从“打卡点”走向“可持续目的地”，关键在于治理能力与文化自信 随着沿海经济带发展，以及公众对海洋文化和传统村落关注度提升，科任村具备将山海景观、海防遗存与侨乡文化转化为综合竞争力的条件。未来能否实现从“风景吸引”到“文化吸引”的转变，取决于三点：其一，历史遗产保护能否成为乡村建设的硬约束；其二，公共服务与环境承载能否匹配人流增长；其三，能否把海外乡亲的情感联结转化为长期投入与制度化参与。若能在保护底线之上明确定位、落实分区管控，科任村有望成为展示闽南海洋文明、侨乡文化与乡村振兴实践的典型样本。
科任村的故事，是山海与历史的交汇，也是传统与现代的并行。面对发展提速，如何让承载记忆的城墙、红砖厝和侨楼继续“开口说话”，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担当。渔村的魅力，或许正来自对历史的守护，以及在守护之上的更新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