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甫这位同志，为了变法真是下了血本，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最后还是没能扛住。他刚出道那会，可真是运气爆棚，碰到了一堆大佬给他站台。晏殊那时候就特别看好他，给了他不少机会露脸。他还直接去找过当时被贬到杭州的范仲淹，那时候的范仲淹还是挺赏识他的。后来在扬州写的那本《淮南杂说》，给他攒了不少名声，三十岁不到就去鄞县搞治理了，一下子成了大名人。范纯仁、富弼、文彦博、欧阳修这些人都在背后使劲夸他，甚至还经常往朝廷里推荐他。欧阳修在推荐的时候还顺带提了下介甫和吕公著这两个人。把他升职跟吕家那个背景硬绑到一起讲，其实也不是很有说服力。后来的嘉祐四友更是对他推崇备至。就算他好几次要辞官走人，司马光还感慨说：连王安石都不去了，那我也不去了。在官场上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夸赞和举荐，除了才华和人品过硬，恐怕跟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嘴也有很大关系。神宗能看上他肯定也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毕竟他在地方待久了变得特别自信，总觉得在中央推行政策会比在下面好办得多。他以为自己的想法全国都能原样搬过去用，但实际上根本没那么顺利。当了宰相后天天跟皇帝和大臣打交道，可一旦把政策交给地方小吏去落实，执行力度立马就掉了链子。就算有巡查制度盯着也没用，地方官员糊弄起来那是一套一套的。说到底改革这事儿还是得看人也要看制度。再好的法令要是没人配合去执行，那也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