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把读书融进生命、最后一刻还保持了名士风骨的人，叫钱穆。他出生在无锡，家里信“读书做官”，是1895年的事。他还没到12岁，父亲就走了，家道急转直下。母亲舍不得他停下笔，四处借钱也要供他读书。可到了16岁那年，世道变了，他只能放下书本，去乡下教孩子，一教就是十年。这段乡野生活让他看清了世间的苦难，也在心里埋下了“以学术救国”的种子。 有个叫梁启超的人，写了本《新史学》，像一道光照进了钱穆的少年时代。他开始着迷于研究“国民性”，把课堂当成了试验场。学生们说，只要他一开讲，教室里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了。等到了1930年，《刘向歆父子年谱》匿名出版了。顾颉刚一眼看出是好东西，连夜把他请到北平大学讲课。这下可好了，“没读过大学”的钱穆，成了北平各大高校争抢的红人。 抗战那会儿战火纷飞，钱穆带着学校往南迁到了香港。那时香港夹在国共中间成了缓冲地带。蒋介石很看重他这个文化符号，亲自批下私人款项帮他办学。可后来蒋家败落了，钱穆反倒成了弃子。在台北的日子里他被冷落、被质疑，连学术评审都不让他参加。 到了1956年的秋天，61岁的钱穆在新亚书院遇见了27岁的胡美琦。这位姑娘是为了躲战乱跑到香港来的，她听说新亚书院办得好就报了名。两人因为喜欢诗词、国学走到了一起。年龄差34岁又怎么样？灵魂能共鸣就行。结婚后胡美琦成了他最贴心的助手：抄稿、校稿、改稿，甚至帮他写完了那本七十万字的《中国学术思想史》。 1990年那天，钱穆在台北的家里走了。胡美琦按照他的遗愿整理书稿，继续来回奔走于两岸之间。她要把先生没做完的事儿接过来办得更好。 钱穆从小身体就弱，家里好几辈人都短命好像是个魔咒。从20岁起他给自己订了严苛的规矩：早起、静坐、少吃肉、夜读。别人喝酒抽烟放松自己，他翻书看文章降压；别人聚会社交，他就写文章找人说话。就这样一天天熬下来，“短命家族史”被他改写成了“九十五岁个人史”。 他这一生没留下孩子、也没留什么财产、更不喜欢应酬。唯一的爱好就是买书。现在留下来的95个书房里藏了3万本书，这是他给世界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胡美琦后来讲：“他读书不是为了出名发财，而是把文字当成治病的药引子，想治好民族的精神伤痛。” 当我们今天再翻开《中国思想史》的时候，似乎还能听到那个无锡少年在课堂上朗读的声音——“书是船，史是桨，载着中国人渡过千百年的风雨波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