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给堂哥家收水稻的时候，无意间碰到了秀莲。这一幕让我感到非常尴尬，就像发生了什么特别意外的事情。 记得那个时候，打谷机启动后，尘埃飞扬得像打仗一样。水稻和灰尘钻进我的衣领里，弄得我全身发痒。那时收工铃一响，大家都像百米冲刺一样冲向堰塘洗澡，谁要是慢一步就会被大家笑话。在堰塘边上，我看到了秀莲。她正坐在偏棚里舀水呢。我们四目相对时，我的心跳得特别快。她叫了一声，但是没有喊出声来。那年还在执行“严打”政策呢，要是闹出点动静来，不仅婚事泡汤，我这个“上进青年”的头衔也会丢了。 后来堂嫂悄悄开始了行动。她故意在井边挑水，看看我会不会沉不住气，还在磨房搬玉米的时候注意我会不会乱讲话。半个月时间里，我给自己安排得特别忙。白天扛着150斤重的谷担上山坡路踩个不停，晚上又偷偷给偏棚加固柱子——就是为了弥补那一次惊吓。 腊月里相亲的时候，堂嫂把话说得很明白：嘴巴要严实、手脚要利索、心地要善良——这样的人才值得娶回家。宴席上的八大碗菜品很丰盛，主菜是红烧肘子。那时候买肉还要凭票呢。嫁妆方面可能凑不齐“三转一响”，但我们还是先把缝纫机用红布盖起来了——寓意着以后日子会慢慢好起来。 新婚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下地干活了。天还没亮就出发了。堰塘里的水波纹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了。90年蚕丝价格很高，我们连夜垒起灶来煮蚕茧，手上被热水烫出了大泡；94年凉粉摊摆到了国道口上一毛钱一碗生意特别红火；后来大家纷纷南下打工潮的时候我们也没跟风去挤火车——毕竟家里还有两亩半的桑园呢。 三十年过去了。原来的偏棚旧址已经变成了贴白瓷砖的冲凉房了。我和秀莲坐在门口晒太阳和孙子们学城里话：“什么是社死？哼，我早就死过一回呢！”旁边老太太虽然耳朵有点背但还是听到了关键的几句话：“再胡说八道晚上自己煮饭！”她抬手给了我一巴掌。不过这一巴掌打得特别轻啊——就像一片稻壳一样落在我胳膊上。 从这些故事中可以看出生活真的很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