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常说，北京那胡同里的香油，其实带着“我”满心的愧怍。虽说老王干的是蹬三轮的营生，但我坐他的车时从不觉得别扭。老王这一路边走边聊的闲话，对他而言是心里藏着的旧照片，可对我来说不过是打发路上无聊的小消遣。他自己跟我聊过北京刚解放那会儿的事，说那时候三轮都组织起来了，他这人脑子转得慢，怎么绕也没绕明白，就这么被时代甩在了身后。老光棍的日子不好过，他说自己老了没用了。 老王有一只眼瞎了，另一只眼也是个“田螺眼”，所以平时没人愿意坐他的车。大伙儿都私底下嘀咕，说他年轻时肯定做过什么亏心事才落下这病。这种偏见像风一样无孔不入，加上身体上的残疾，连他活下去的资格都被人打上了问号。 那天傍晚我和老伴儿在胡同里溜达，路过一个荒僻的大院时看到了老王。他正蹬着三轮进那个破破烂烂的院子里去呢。“荒僻”、“破破落落”、“塌败”、“小”这几个词凑在一起，就像四堵墙一样，把“家”和“住处”之间的裂缝给挤得更大了。老王一个人住在那儿，连个遮风挡雨的屋顶都是别人给的。 有一回夏天给楼下人家送冰，老王主动提出要帮我家送冰块车费减半。我哪能同意他这样做呢？结果每天早上他都抱着冰块上三楼给我放冰箱里。你猜怎么着？他送的冰比前一个人大一倍呢！用那个价买这么大一坨冰简直太值了。 虽然胡同里蹬三轮的人我大都认识了，但老王绝对是里头最老实巴交的一个。他从来没觉得我们这种主顾好欺负吧？大概是因为他自己心里的苦太多了，连提防别人的那层戒心都被生活给磨没了。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那会儿，默存不知怎么的腿走不动了。我替他请了假让老王送他去医院看病。我自己不敢坐三轮车挤公共汽车跑到医院门口等着他来接人。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后怎么都不肯收我的钱。“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他哑着嗓子小声问我：“你还有钱吗？” 自从从干校回来后载客三轮就都不让干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了运货的平板三轮车。“只好”这俩字像钉子一样钉在那儿，死死咬住了“活命”和“没办法”之间那股子绝望的劲儿。好在有位老先生愿意把自己当货物一样让老王运送东西给人家。 那天我在家听到敲门声一开门就看见老王直挺挺地站在门口呢。他面无血色两眼蒙着一层翳根本看不清哪只是瞎的哪只是好的。说实在的看着他真像是从棺材里爬出来的骷髅一样吓人。“你好些了吗？”我惊得都快说不出话来了。他嘴里应了一声拖着脚往里走递给我手里一瓶香油和一包鸡蛋——“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反正多得数不清；在我看来这就是他临走前能拿出来的全部家当了。 我把他包鸡蛋的那块灰不溜秋的破布叠好递还给他的时候他手里攥着钱站那儿动都不敢动我忙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着他一瘸一拐地往下走生怕他半道摔下来带上门那一刹那“我不是要钱”这四个字还在空气里晃荡着呢——不是要钱那是要什么呢？要一份体面？要一声平等的谢谢？ 过了十几天我在胡同口碰见老李问起老王怎么样了？老李说早埋了——“他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死的？就是那天您回来的第二天。” 我把家里那瓶没吃的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翻出来看了又看心里一直琢磨着：他知不知道我收下了他这份心意啊？我想他肯定是知道的可每次想到他总觉得心里头堵得慌——难道是因为吃了他的东西还是因为我给钱侮辱了他？ 过了好几年我才慢慢想明白这种愧怍其实不是因为施舍了多少东西而是因为在平等面前我还残留着优越感——我以为自己挺善良其实忘了真正的善良是把别人当平等的人看待；我以为自己给了帮助其实忘了蹲下来听听他的心里话、陪陪他才是最有温度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