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和现实杂糅在一起的创伤故事，被看作是从弗洛伊德到东方诗学的一次心理对话。十九世纪末的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写的《梦的解析》里，记录了一个经典的案例：一个父亲刚把孩子埋葬没几天，夜里守灵时打了个盹。他梦见儿子急得大喊：“爸，你没看见我在这儿烧着呢吗？”吓得他赶紧醒来一看，灵前的蜡烛把儿子衣服都点着了。弗洛伊德说，这位父亲心里其实一直不想承认儿子死了，用做梦的方式和儿子保持着联系。直到烧到了实处，蜡烛倒了发出响声，才把他那层心理防线给冲破了。 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家雅克·拉康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分析。他觉得这位父亲梦见儿子时的那种焦虑感，其实是潜意识里对“实在界”（也就是现实世界里那种残酷真相）的反应。拉康在1954年的一次研讨会上特别提到：“从梦里醒过来不是主动选择的，是因为心里没法再承受那种象征界和实在界断裂的感觉。” 这种说法在电影里也得到了体现。美国导演肯尼斯·洛纳根拍的《海边的曼彻斯特》里就有这样的场景：主人公李·钱德勒经历了一场火灾失去女儿多年后，梦到女儿对他喊：“爸爸，你没看见我们身上在烧吗？”电影里的烟雾报警器一响，正好和梦境混在一起，把那种重复出现的创伤记忆又给引出来了。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周晓林教授也说：“这种艺术手法确实有科学依据。”做过脑成像实验的人发现，那些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处理相关记忆时，大脑前额叶那块负责理性思考的地方不太灵光了，反而杏仁核这种控制情绪的地方特别活跃。这就导致他们没法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电影里的主人公李·钱德勒费了好大劲儿才哭出来开始哀悼。这正好对应了临床上所谓的“创伤整合阶段”。 中国心理学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发生那种特别大的公共事件后找医生咨询的人通常会多23%到41%。 其实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文学里早就有过表达了。比如宋代的苏轼写过一首《江城子》，里面就讲他梦见了去世的妻子。诗里写他“夜来幽梦忽还乡”，看见妻子在小窗户前梳妆打扮；结果他想说话却说不出话来，“惟有泪千行”。 南京大学文学院的莫砺锋教授认为：“苏轼把梦里的情景写成诗了，这其实跟心理学里的‘叙事暴露治疗’是一个道理。”中国人有个习惯叫“托梦寄思”，也就是把心里话通过梦写出来；这跟现在心理咨询师给病人做意象重组治疗挺像的。 现在咱们国家正在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张海音说：“我们借鉴了传统文化里的调节智慧。”他们搞出了一个叫“意象对话-叙事整合”的治疗方法。在汶川地震还有新冠疫情发生后去帮忙的那些人里，好多都是通过这个法子重新整理好了脑子里那些乱糟糟的创伤记忆。 2023年发布的《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蓝皮书》显示：只要在治疗里加入一些文化元素和心理的东西，治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效果能提高18.7%。 从弗洛伊德当年的诊室走到苏轼的书房，再从波士顿海湾的大银幕走进今天中国的心理咨询室……人类处理创伤的那些老办法居然特别有共性。现在咱们要给全国老百姓都提供心理健康服务了，“深挖”一下梦里故事背后的心理规律不光能帮人疗伤；还能让咱们看到人类精神到底有多坚韧——只要我们能正视那些“燃烧的过往”，“前行的灯火”才能真的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