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50年到1861年，清朝的命运在短短十一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岁的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作为道光帝的第四子，刚登上皇位便面对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他接盘的是一个国库空虚、官吏腐败、边疆危机四伏的烂摊子。太平天国运动从广西爆发后，清军节节败退，太平军于1853年3月攻占南京，定都天京，“半壁江山”瞬间变得岌岌可危。太平天国起义还未平息，英法联军又轰开了天津的大门，咸丰帝被迫从圆明园一路逃往热河避暑山庄避难，只留下恭亲王奕欣在北京谈判议和。英法联军随后将大火烧向圆明园，持续了三天三夜，给清朝的颜面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面对太平天国运动和列强的“夹击”，咸丰帝在内忧外患中苦苦支撑。太平天国运动从1850年开始，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提出了“十年功成”的口号震动了两广。太平军迅速南下，于1853年3月攻克南京并定都天京。咸丰帝调派了数十万湘军、淮军和旗兵前往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却屡战屡败，财政耗尽无法支撑前线作战。与此同时，列强也开始对中国施加压力。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英法联军便以“修约”为名卷土重来。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广州陷落；1858年大沽口炮台失守天津危急。为了挽救局势，咸丰帝签署了《天津条约》，开放十口通商并支付赔款等条款。然而列强胃口并未得到满足。大沽口冲突后，英法联军再次集结进攻通州八里桥时清军大败，北京城门洞开。咸丰帝只能带着后宫、朝臣千余人仓皇西逃避暑山庄避难。圆明园被洗劫三昼夜后化为一片焦土。 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咸丰帝也曾尝试进行改革和治理。他提拔了汉族士人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掌控湘军淮军；罢黜了腐败老臣如穆彰阿等人；还启用肃顺等大臣推行改革政策如厘金新税、整顿漕运等措施。这些改革一度给清朝带来了一丝希望和中兴的假象。 然而历史进程并不如他所愿。农民军依然不断壮大增长，列强步步紧逼逼近京城北门宇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国库早已被掏空。在热河养病期间回忆起这段艰辛历程时他感慨道：“朕亦何尝不想振作起来奈何天下大势已去”。1861年7月19日深夜他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逝世终年三十一岁。 他留给后世的遗产是一份尚未干透的《北京条约》、一座残破不堪的紫禁城和一个遥远而虚幻的“同光中兴”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