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嵊州马塘:从田头歌唱到沿门唱书,越剧“第一声”如何在乡土中生长

问题——越剧“第一声”从何而来、如何留得住 越剧作为我国重要戏曲剧种之一,其早期形态与生成路径一直备受关注。来自基层的口述传统普遍认为,嵊州剡北乡马塘村是“落地唱书”的重要源头之一:曲调从劳作歌唱、宣卷腔等民间音乐中生长出来,继而通过沿门演唱谋生,并城市舞台完成戏曲化转型。与之相伴的现实难题是,越剧早期曲艺形态高度依赖口传心授,史料零散、叙述分布各处;一些关键人物与组织运作缺乏系统梳理,因而出现“源流能讲、证据难全”“资源在乡、传播在城”等并存局面。如何把民间记忆转化为可检索、可核验、可传播的公共文化资源,成为当下需要回答的问题。 原因——乡土教育、民俗活动与生计压力共同塑形 梳理马塘村的文化土壤,可以看到其形成机制意义在于代表性。 一是乡村教育与礼俗传统提供了稳定的“文化底盘”。村落以私塾、公书房、宗祠祭祀等为纽带,识字教育、礼俗规训与节期演出相互交织,逐步形成“能读、能唱、能演”的群众基础,使曲艺不只是消遣,也成为礼俗与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二是农耕社会的劳动节律推动了“田头歌唱”的普及。放牛调、号子、山歌、宣卷调等在田间地头自然流传,旋律更贴近日常口语、节奏鲜明、易学易记,便于即兴填词与互相传唱。 三是生计压力在关键时期推动曲艺走向职业化。据地方记述,清末嵊地遭遇旱涝等灾害时,艺人将原本偏“自娱”的歌唱转为“沿门”谋生表演,促使唱书逐步形成更清晰的曲牌、程式与团队协作;这种在生存压力下完成的职业化,为之后的舞台化、城市化打下基础。 影响——从乡村曲调到城市舞台,奠定越剧发展底盘 马塘并不止于“起源地”的标签,更在于它表现为越剧生成的一条较为清晰的链路:民间音乐资源积累——地方曲调整合创新——沿门唱书职业化——走台表演程式化——进入城市后的舞台管理与角色分工。 资料显示,马塘村与越剧人才供给之间存在长期关联:从唱书参与者到进入专业剧团并取得成就者数量可观,说明该村落在相当长时期内具备稳定的文化“产出能力”。同时,越剧早期舞台并非只靠台前演员支撑,后台组织同样关键。舞台调度、排练管理、后台秩序维护等能力,决定小型班社能否适应城市商业演出环境,也折射出越剧从民间艺事向现代剧场制度过渡的内在需求。另一上,男班时期丑角等行当形成的审美趣味与表演传统,使越剧在早期竞争中更具群众吸引力,逐步形成“笑中带泪”的情感表达路径,为后续艺术成熟积累观众基础。 对策——以“可证、可学、可用”为导向推进系统保护 面向当代,守护马塘所承载的越剧源流记忆,需要从“讲故事”转向“建体系”。 一要强化史料整理与口述记录“双线并进”。对散见于馆藏、家谱、班社账册及地方文献的资料进行校核汇编,同时组织对老艺人及后辈传承者的口述访谈,建立音视频档案与曲牌谱系数据库,形成可追溯的证据链。 二要推动核心曲调的规范整理与教学转化。围绕四工合调等代表性曲牌,开展谱例整理、唱腔示范与教学版本编制,让内容“听得懂、学得会、传得开”,避免停留在符号化展示。 三要把乡土空间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村落公共空间、祠堂文化与水塘景观为载体,建设小型展陈、研学点与常态化演出机制,形成“有人唱、有人教、有人看”的活态场景。 四要在文旅融合中守住边界。开发线路与活动时突出真实性与教育性,避免过度商业包装稀释文化内核;通过分级保护、社区参与、收益反哺等机制,让村民成为传承主体而非旁观者。 前景——在更大范围内讲好越剧的“生成史” 随着非遗保护持续推进与地方文化认同增强,越剧源流研究与传播将获得更系统的支撑。马塘村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观察越剧“从民间到舞台”的样本:既有曲调生成,也有班社组织;既有灾年谋生的现实动力,也有乡村教育与礼俗活动的长期滋养。未来,若能在省域范围内联动嵊州等地的越剧资源,建立从曲调、人物到班社迁徙路线的整体叙事,将有助于学术研究,也更利于公共传播与青少年教育。更重要的是,把“第一声”落到实处,不只是追溯起点,更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可持续的传承机制。

马塘村的故事不仅是对一段艺术史的回望,也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延续。从田间地头的即兴吟唱到舞台上的经典演绎,越剧的发展凝结着民间智慧与时代印记。在文化自信不断增强的当下,如何让这个传统艺术延续传承,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思考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