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道到底还能有多糟心？乌克兰和俄罗斯那把火一烧，欧洲这片好不容易消停的地方又闹腾起来。知识分子们喊破了喉咙还有几分劲？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就在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七号，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跑去给哈贝马斯贺寿，那话讲得是掏心掏肺：“您的工作让咱们德国七十多年来变得开明了、国际化了、欧洲化了、民主化了。教训着大家伙别忘大屠杀，别信那一套崇尚暴力的歪理，更不能搞民族主义。是您的作品，把这种信念刻进了咱们的政治文化里。”说实在的，哈贝马斯绝对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德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他这一辈子的学术生涯，就是在把民主和世界秩序深深地种进了德国人的脑子里。记得二〇一九年他九十岁大寿的时候，法兰克福大学搞了整整一个礼拜的庆生活动。我当时还是经济学院的博士生，就在远远的地方看着这位“救世主”般的人物。哈贝马斯小时候因为兔唇做手术落下病根，嘴里说话含含糊糊的，德国人都有点听不清。不过那三场演讲照样炸锅了，讲堂里的楼梯和广场上全是人。那时候法兰克福大学就有这个传统，学者们在公开场合喊话把自己的想法给传出去，把“批判的武器”变成了真枪实弹。 一九三三年的时候有个叫康托洛维茨的家伙在这儿做了场演讲骂纳粹和他们的小跟班。结果那伙年轻人不干了，跑到学校里找麻烦。后来康托洛维茨跑去美国避难。一九五七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国王的两个身体》，说中世纪的国王有两个身体：一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肉身，一个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政治身体。现代主权国家通过牺牲国王的肉身超越了这种状态。这在我看来就是前现代到现代的一个转折。哈贝马斯琢磨的是怎么超越现代民族国家，弄出一个国际宪政主义——我管它叫“哈贝马斯的两个身体”。 战后西欧在经济一体化上搞得风生水起，让哈贝马斯觉得只要交流够多、沟通到位，欧洲就能把自己的认同给建构起来，对外也能更硬气一点。二〇〇三年他写了篇《论欧洲的复兴》，讲得挺明白：“在未来的欧洲宪法里，不许有分裂主义那一套。前进不是说把别人甩后面不管。走在前面的‘核心欧洲’不能变成一个小圈子；它得一直带头当火车头。核心欧洲越早具备对外行动的能力，证明在国际社会里不光有扯皮还有商量和利益这回事儿，其他国家才会愿意进来跟着走。” 说白了就是核心欧洲那些最有资格自称“欧洲”的国家领着大伙儿往前走。那时候他还是挺看好欧洲福利国家的出路的：得通过统一货币搞政治联合才能活下去。但二〇二二年乌克兰那边打起来了——就在我们家门口啊！这仗一打把哈贝马斯的理想都打得稀碎。《关于乌克兰：战争与愤怒》那篇文章里一点盼头都没有了。 他虽然也承认欧盟现在因为对俄罗斯担心才绑得更紧了点儿，但极端民粹主义借着这股风在选举里抢地盘。二〇二四年的欧盟议会选举、法国议会选举、奥地利议会选举还有德国东部的那几场投票里，那些光盯着自家民族利益的极右翼政党全都拿了历史最高分。 哈贝马斯指望的那种国际法上的大同世界看起来越来越遥不可及。虽然大家都夸他敢说话——不管是书斋里还是现实里——可除了写几篇长难句文章还能干啥呢？这世道是政客们的天下了。 民族国家的现实就像一把刀磨得飞快准备卷土重来；而那个国际宪政主义的理想呢？正陷在烂泥里走不动道。中世纪的国王们把自己的头给献祭了才算完成了肉身的超越；那现代主权国家又该把什么给献祭出来才能超越自我呢？这就是哈贝马斯的理想也是他的无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