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围绕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边界与规则，国际社会近来争议升温。
据媒体报道，美方国防部门要求本国科创企业向军方开放相关技术，并寻求“无约束使用”的空间。
与此同时，美军在部分地区行动中对智能化工具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引发外界对战争伦理、决策链条、责任归属及误判风险的担忧。
针对上述动向，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不加限制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化，可能让算法在战争中掌握生杀予夺，冲击既有伦理与责任框架，甚至出现技术失控的极端后果。
原因——人工智能快速迭代、军备竞争心理以及对“高效率、低成本”作战方式的追逐，是相关风险上升的重要背景。
当前，以大数据、自动识别、智能指挥辅助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改变战场信息获取与处理方式。
部分国家试图以技术代差获取“先发优势”，并以此塑造新的战争形态与力量格局。
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把技术优势等同于规则优势，甚至将其外化为干涉他国内政、实施军事施压的工具，就容易形成“以技术扩张安全”的路径依赖，进一步刺激对抗与误判。
影响——放任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军事决策，首先会削弱“人对武力使用的最终控制”这一底线。
蒋斌指出，让人工智能过度影响战争决策、让算法支配人的生杀大权，不仅会淡化指挥决策链的责任主体，还可能使误识别、误攻击等风险被成倍放大。
其次，无限制使用的逻辑可能加剧冲突外溢效应。
智能化手段易在网络空间、信息空间形成连锁反应，一旦出现系统偏差或对抗升级，后果可能超出传统军事冲突的可控范围。
再次，相关做法还将冲击国际社会对战争伦理的共同认知，损害国际规则权威，使“技术强者说了算”的倾向抬头，进而侵蚀全球安全稳定的制度基础。
对策——中方强调，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应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
蒋斌表示，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必须坚持由人主导，反对将新兴技术优势转化为谋求绝对军事霸权的手段，反对以此损害他国主权和领土安全。
中方主张在多边框架下推进治理规则建设，加强风险预防和管控：一是明确“人在回路”与“人在环路”等关键原则，确保武力使用的最终决定权与责任链条可追溯、可问责；二是推动形成透明、可核验的风险评估与安全测试机制，降低误判误用概率；三是反对将技术合作工具化、阵营化，防止以“安全”为名制造新的壁垒与对抗；四是加强在联合国等平台上的对话协商，凝聚最低共识，推动形成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国际规范。
前景——随着智能化技术向更高自主性演进，全球围绕“能做什么”与“应当做什么”的张力将长期存在。
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仍会扩展，但其发展方向与风险水平取决于各国是否选择把技术置于规则之内、把安全置于合作之中。
中方表示愿同各国一道，推进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治理进程，推动形成更具包容性和约束力的国际安排，确保相关技术始终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驱动力，其军事应用前景既充满机遇也蕴含风险。
关键在于如何引导这一强大技术朝向正确方向发展。
中方的立场表明，技术进步不应成为突破伦理底线的借口，国家利益也不能建立在威胁全球安全的基础之上。
唯有通过多边对话、规则制定和共同治理，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而非成为冲突升级的推手。
这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