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治理仍需向前一步、更细一层。未成年人关乎国家未来。近年来，一些地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呈现低龄化、冲动性、结伴性等特点。案件背后往往伴随学业受挫、心理困扰、家庭监护缺位以及不良交往等风险因素。如何依法惩治的同时——更有效地预防、矫治和救助——成为基层治理与司法实践共同面对的课题。 原因——多重因素交织，既有个体偏差，也有环境影响。从司法办案看，部分涉罪未成年人辨非能力和自控能力不足，遭遇冲突时更容易用暴力、盗窃等方式“快速解决”。家庭层面，单亲、留守、亲子沟通不足、监护责任弱化等情况，容易让孩子长期处于情绪失衡之中。学校与社区层面，心理健康支持资源不足、早期风险识别不及时，不良社交圈与网络不良信息叠加影响，导致一些“苗头”未能及早纠正。另外，传统处置路径中存在“够不上刑责、又缺少有效矫治”的空档，部分地方一度面临干预手段不足的问题。 影响——从个体到社会，治理成效关系公共安全与成长环境。未成年人一旦走偏，不仅影响其学业与身心发展，也可能冲击校园安全和社区秩序，并给家庭带来长期的情绪与经济压力。更重要的是，未成年人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关键期，如果缺少及时纠偏，轻微不良行为可能演变为更严重的违法犯罪，形成“越滑越远”的恶性循环。因此，推动早发现、早干预、早矫治，具有明显的社会综合效益。 对策——以制度牵引综合施治，形成“预防—矫治—修复”闭环。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综合施治做好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未成年人犯罪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同比分别下降2.2%和9.8%，出现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数据变化背后，是治理思路从“事后惩处”深入延伸到“前端预防与过程矫治”。 一上，专门矫治教育加快补齐短板。随着对应的规定逐步落地，各地协调矫治教育、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衔接，推动“教育为主、惩戒为辅、矫治为要”的实践路径。截至2025年11月，全国建成专门学校430所，其中设有专门矫治教育场所316个，缓解了专门矫治教育“无处开展”的难题。以江西赣州为例，当地党委政法委指导下推进专门学校建设，通过法治教育、心理疏导、行为训练与集体活动相结合，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开展针对性教育矫治。一名曾因多次违法行为被纳入专门教育的学生，在封闭管理与系统课程中逐步改善行为习惯，开始主动反思，并在体育训练中找到正向目标，重建规则意识与自我价值感。实践说明，必要的管理约束叠加持续的心理支持与能力培养，有助于帮助“风险少年”回到成长正轨。 另一上，司法保护更加注重修复家庭与支持系统。检察机关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时，正从单纯办案向综合保护延伸，通过普法进校园、心理干预、社会支持链接、督促监护令等方式，推动监护责任落实与家庭关系修复。重庆荣昌，检察官走进校园开展普法活动，向青少年讲清法律底线与行为边界；在个案办理中，对因亲情缺失、抑郁情绪、学业压力叠加而引发冲突的未成年人，检察机关引入社会力量共同帮教，推动“法律处置”与“心理修复”同步进行。实践表明，涉罪未成年人多数并非“无可挽回”，关键在于能否及时补上情感支持、行为矫治与社会接纳这三上的短板。 前景——建立分级干预矫治体系，向更精准、更协同、更长效迈进。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强调，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建立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体系，统筹推进矫治教育、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工作。下一步，应三上持续发力：其一，前端预防更靠前，完善校园与社区风险筛查、心理健康服务与家校沟通机制，把“第一次越界”止于萌芽；其二，分级处置更精细，明确不同罪错行为对应的教育、训诫、矫治与司法程序衔接标准，避免简单化、“一刀切”；其三，回归支持更扎实，强化职业技能培养、复学复工衔接与持续跟踪帮扶，减少“离校即失管”“回归即复犯”。同时，还需推动部门数据共享与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形成更稳定的协同治理格局。
守护未成年人——既是法治课题——也是民生关切。数据“下降”说明治理方向在发挥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把每一次个案干预沉淀为可持续的制度能力：用分级干预把风险拦在前端，用专门矫治为迷途者提供重启机会，用司法与家庭共同修复成长土壤。让更多孩子在法治护航下走向成熟，既关乎个人命运，也关乎社会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