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贵州——正值新中国接管初期——残余反动势力和土匪武装活动频繁，军政机关的审查也格外严格。在这样的背景下，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杨勇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封不同寻常的求职信。信封简陋，字迹歪斜，但落款却让杨勇当场一惊——写信人是一名红三军团侦察参谋，而他在1935年已被确认阵亡。
一封求职信之所以牵动军区神经，表面看是一次“真假难辨”的核查，深层则关乎新中国开局阶段对安全底线的守护、对革命历史的尊重，以及对普通个体命运的认真对待；把核查做细做实，把每一位可能失散的同志尽力找到并妥善安置，把历史记录尽可能补齐，既是对牺牲与奉献的告慰，也是对来之不易的和平秩序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