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临床上，发热持续不退、影像提示感染但常规培养阴性的病例并不少见。患者痰液、血液等样本送检后，培养结果往往迟迟未出或显示阴性，医生只能更多依靠经验启用或升级抗菌药物治疗。一方面可能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另一方面，不合理用药会增加耐药发生与传播的风险。如何有限时间内尽可能锁定真正的致病病原，成为感染科与检验科共同面对的现实难题。 （原因）传统病原学检测存在多上局限。其一，培养周期长：细菌通常需要1至2天形成可见菌落，分枝杆菌、部分真菌等生长更慢，出结果往往更久。其二，部分病原体对环境要求高，采样、运输或培养环节容易失活，造成假阴性，干扰临床判断。其三，常见的靶向核酸检测虽然速度快，但检测范围受限于预设靶标，遇到混合感染、罕见病原或新发病原时，可能出现“查不到、漏检”的情况。多种因素叠加，导致“检不出”与“等不起”的矛盾并存。 （影响）诊断不确定性会直接影响用药策略。病原未明时，临床往往选择广谱或联合用药以覆盖可能的病原，短期内或能控制病情，但不当用药可能引发菌群失衡、药物不良反应，并加重耐药选择压力。若真实病原为真菌、分枝杆菌或其他特殊病原体，单纯加用或升级抗菌药物不仅无效，还可能延误针对性治疗。此外，一些感染有关表现与肿瘤、免疫性疾病等存在交叉，缺乏快速可靠的综合证据时，鉴别诊断难度也会随之上升。 （对策）高通量分子测序为破解上述难题提供了新路径。以多重病原靶向测序（tNGS）和病原体宏基因组测序（mNGS）为代表的技术，可在一次检测中同时分析大量病原体信息，并结合耐药基因、耐药突变及毒力相关线索，为临床提供更具指向性的参考。相较单一靶标检测，高通量测序覆盖更广、效率更高，尤其适用于病原谱复杂、疑似混合感染、既往用药后培养阴性等场景。 但实践也显示，“检得出”不等于“用得好”。测序报告往往包含大量微生物序列：序列数偏低时，可能是早期感染信号，也可能是背景噪音；检出口腔、皮肤等常见菌群时，究竟是致病、定植还是采样污染，仅凭序列数据并不总能下结论。因此，提升报告可解释性，关键在于把分子证据放回临床语境中综合判断。 基于此，将显微镜下涂片等形态学检查与测序结果整合呈现，成为提升临床可读性的重要思路。显微镜检查可快速提供炎症反应与病原形态线索：例如大量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及吞噬现象，多提示感染处于活跃期；若镜下见真菌菌丝、酵母样结构或抗酸杆菌相关特征，也能为后续检测方向提供“预警”。形态学结果更早出现，可先提示感染可能性；测序则在病原鉴定、耐药与毒力信息上继续补齐，形成“先预警、再确证、再指导用药”的闭环。 此外，镜检在感染诊断之外也具备“哨点”意义。检验人员若在涂片中发现异常细胞形态、异常聚集或可疑恶性特征，可及时提示临床进一步排查，为鉴别诊断争取时间。对疑难病例而言，多维证据链有助于降低误判，提高诊疗效率。 （前景）业内普遍认为，感染精准诊断正从“单项检测”加速走向“组合证据”。未来，形态学、培养、药敏、靶向检测与高通量测序的协同应用，将更强调适应证管理与结果解读规范：一是明确送检时机与样本类型选择，减少污染与偏倚；二是建立与临床症状、影像学、炎症指标相匹配的解读框架，区分致病、定植与污染；三是推进质量控制与报告标准化，提升不同机构间的可比性；四是将耐药与毒力信息更有效转化为可操作的用药建议，更好服务分级诊疗与抗菌药物管理。
感染诊断技术的进步，最终指向的是更及时、更准确的治疗选择与更安全的用药决策。在精准医疗背景下，传统方法与新技术的结合将为临床提供更完整的证据链，也提示我们：技术的价值在于解决真实的医疗问题。如何让创新更好匹配临床需求，仍是每一位从业者需要持续思考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