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以“剧种”为纲的传统格局仍占主导，但结构性短板亟待补齐；长期以来，戏曲研究带有鲜明的中国指向，常以剧种分类作为基本框架。京剧、昆曲等大剧种的史论成果相对集中，地方戏研究虽持续推进，但材料掌握、理论提炼和方法更新上仍不均衡。与史论研究的成熟度相比，表演、舞台美术、音乐形态、传播机制等方向相对滞后，形成“重文本、轻舞台”“重经典、轻生态”的失衡。 原因——学术传统、材料供给与创作生态共同影响研究路径。近现代以来，历史叙述更容易形成共识，使戏曲研究逐步形成“以史为先”的路径依赖。曲律等技术性研究曾推动学科范式建构，但随着创作实践对格律依赖减弱，其在公共议题中的关注度下降，不过在关键争论中仍提供基础支撑。更现实的限制来自文献存量与可及性：部分板腔体剧种剧本留存有限，地方戏演出资料分散在机构与民间；名家研究在底本、演出记录诸上也存缺口，导致不少议题难以在证据层面加快。 影响——数字化扩容与田野转向正在重塑研究边界与学科坐标。随着报刊数据库、音像资料和档案资源加速汇聚，戏曲研究从“案头文本”走向“多媒介材料”，文本、声音、影像与舞台记录相互印证，推动研究从单一文本解读转向综合证据链的建构。此外，田野调查的深入让地方小剧种与区域性演出生态重新进入学术视野，口述史、影像志等方法拓展了研究的“当代性”维度。研究者得以在现实语境中观察剧种传承、观演关系与市场结构变化，为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创作的起伏与更新提供更具解释力的材料。 对策——守住核心概念，同时以体系化建设提升学科能力。一上，应继续推进文献整理与数字化标准建设，完善剧本底本校勘、演出记录采集、音像归档与版权规范，提高资源共享与学术复核能力。另一方面，需要补齐表演理论、舞台美术史、音乐形态学、传播与产业研究等薄弱环节，推动跨学科协同，有序引入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学等方法，形成可复制、可检验的研究路径。值得关注的是，“泛戏剧”视野带来新的议题空间：傩戏、目连戏、木偶戏、皮影戏，以及藏戏、彝剧、朝鲜族唱剧等形态与戏曲长期共生互鉴，但其仪式性、民俗性与戏曲性并不完全一致。业内人士指出，研究对象的边界需要进一步厘清：以戏曲要素为焦点者可纳入戏曲研究谱系；若以仪式系统或非戏曲化表达为主，则更适合放在更广阔的戏剧民俗与表演研究框架中讨论，以拓展视野的同时避免概念泛化，削弱“戏曲”该核心范畴的历史厚度与民族特质。 前景——人才与平台将成为学科迈向高水平的关键支点。近十年来，戏曲研究复兴趋势明显，但要实现从“热点增长”到“体系成熟”的跨越，仍需在高层次人才培养、稳定学术共同体建设与国际化表达能力上持续投入。未来，随着文献资源更完备、田野调查更深入、研究对象更丰富，戏曲研究有望在“戏剧与影视学”领域形成更具自主性的理论话语与学术坐标，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学理支撑。
戏曲研究的转型不仅关系到学术体系的完善，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环节；在数字化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在传统与创新、本土与国际之间取得平衡，将是学界持续面对的课题。只有扎根历史、面向未来，戏曲研究才能更充分释放其文化价值与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