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多层转包下“谁来付钱、付哪些钱”的争议长期存在。建设工程链条长、参与主体多，发包人、总承包人、分包人、劳务公司及个人施工队之间，常出现多层转包，或实际履行人与合同主体不一致。实践中，末端实际施工人往往因中间环节资信不足、拖欠或失联，难以及时拿到工程款，进而将请求直接指向发包人。同时，实际施工人的主张范围也不断扩大，从工程价款延伸到逾期利息、各类损失、保证金返还等，责任边界随之变得不清晰，诉讼对抗加剧。 原因——工程款救济制度意在保障基本权益、稳定交易，但需与合同规则衔接。我国司法实践在特定条件下允许突破合同相对性，重点在于保障劳动投入和工程实体形成后的价款支付，防止工程款在层层转包中被截留或拖欠。但工程款与违约损失、担保返还在法律性质上并不相同：工程款对应工程实体价值及对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临时设施费损失等通常属于违约责任或损害赔偿；保证金多为履约担保安排。若将这些款项一并纳入可向发包人追偿的范围，容易打破既有合同权利义务结构，扩大发包人责任，增加交易不确定性，也可能诱发通过“末端直接追偿”转移风险、弱化中间承包人责任的倾向。 影响——裁判规则发出“可追工程款、不可追违约损失与担保款”的明确信号。最高法在涉及的裁判中强调，逾期付款利息和临时设施费损失具有违约损失赔偿属性，保证金具有履约担保属性，均不属于可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追溯的工程款范围。对实际施工人而言，救济路径更清晰：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可向发包人请求工程价款；但对利息、损失、保证金等，应回到合同相对性框架，向与其存在合同关系的中间转包人或承包人主张。对发包人而言，裁判更划清责任边界，有助于稳定工程价款支付责任的可预期性，降低被动承担非合同性违约损失与担保返还的风险。对行业治理而言，该规则引导各方通过规范合同、强化履约管理来化解风险，减少不规范转包分包引发的纠纷外溢。 对策——以合同管理和资金闭环为抓手，减少“追偿链条断裂”。一是压实源头治理责任。发包人应依法选择具备相应资质、信誉良好的承包人，严格落实工程款支付、进度款拨付、竣工结算等程序，推动资金按进度、按合同约定规范流转。二是强化总承包管理。总承包人应完善分包与劳务用工管理，规范签约、结算与支付节点，避免“以包代管”“层层转包”造成资金沉淀与责任空转。三是提高实际施工人风险识别能力。实际施工人应重视证据留存与合同文本完善，围绕工程量确认、签证变更、结算资料、付款凭证等形成完整证据链；对保证金、违约金、利息等请求，应与相对方作出明确约定，并选择对应的主张对象，避免诉讼请求偏离重点。四是完善多元解纷机制。行业主管部门、协会与司法机关可推动调解、仲裁与诉讼衔接，提升结算争议解决效率，降低停工、拖延与维权成本。 前景——规则更清晰将推动市场主体回到契约治理与合规建设。随着裁判尺度进一步统一，建设工程纠纷中“工程款”与“违约损失、担保返还”的边界将更稳定，市场预期也更可控。预计未来争议将更多集中在工程款范围认定、实际施工人身份与工程量价证据、发包人付款条件是否成就等关键问题。同时，工程资金监管、实名制管理、工资专户及支付担保等制度持续完善，也有望从制度层面压缩拖欠空间，减少末端施工人被迫跨越合同链条维权的情况。
最高法此次裁定向建筑行业释放明确信号：司法保护不等于无限扩张责任。在依法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同时，契约边界仍需被尊重。随着《建设工程管理条例》修订推进，如何在效率与公平、创新与规范之间取得平衡，仍有赖立法、司法与行政监管的持续协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