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慢性病成为居民健康“主风险”； 监测数据显示，重大慢性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比重超过80%，60岁及以上人群慢性病患病率超过78%。随着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3.2亿，慢性病的高患病、高致残与高负担特征更加凸显。慢性病并非单一疾病的线性发展：高血压与心梗、脑卒中紧密对应的，肥胖与糖尿病、部分肿瘤风险共振，吸烟与肺癌、慢阻肺病相互叠加。这决定了防治工作必须从“单病种应对”转向“系统性治理”。 原因——人口结构、生活方式与风险因素交织。 一方面，老龄化带来慢病患者基数扩大，长期用药、并发症管理和康复需求显著增加；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中膳食结构变化、体力活动不足、超重肥胖、吸烟饮酒等可改变危险因素仍较突出。同时，慢性病具有隐匿性和长期性，早期症状不明显，若缺乏持续随访与规范管理，易出现“发现晚、控制差、并发症多”的恶性循环。慢性病之间共享危险因素、共用干预路径，也提示需要政策、医疗、医保、公共卫生、教育等领域形成合力。 影响——不仅关乎个人健康，也关系公共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 慢性病造成的死亡与失能，直接影响劳动参与和家庭生活质量，并对医疗服务供给、医保基金可持续性提出更高要求。慢性病管理的关键在于长期、规范和连续，一旦基层服务能力不足、健康管理衔接不畅，就可能导致重复检查、急性发作住院增加，深入推高医疗费用。进入“长寿时代”，社会对“健康寿命”提出更高期待，慢性病治理水平将成为衡量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标尺。 对策——以顶层设计牵引，构建“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综合防控体系。 近年来，我国相继推进《“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等部署，围绕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制定防治行动方案，并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全民健康管理意识。以体重管理相关行动为例，强调从源头控制超重肥胖等共性风险，为多病共防提供抓手。 在制度建设层面，各地完善慢性病监测体系、推进分级诊疗，建设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探索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治理模式。监测显示，我国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已由2015年的18.5%下降至2023年的15.0%，综合防控成效逐步显现。下一步，将继续以示范区建设为抓手，强化多病共防、医防融合和综合干预，把公共卫生策略与临床诊疗路径更紧密地衔接起来。 在基层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持续推进，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病等患者健康管理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门诊慢特病保障等政策逐步完善，部分地区探索“长处方”等便民举措，提升慢病长期用药可及性与依从性。基层作为慢性病管理的主阵地，承担着早发现、早干预、长期随访与健康教育的“守门人”角色，其服务能力与居民信任度直接决定管理效果。 在技术与路径上，多地把防治关口前移，推动重点癌种筛查纳入民生项目，针对重点人群开展专项筛查，力求在癌前病变或早期阶段干预，提升治愈率并降低后期治疗负担。同时，中医药在慢性病防治中的特色优势逐渐显现，“治未病”理念与现代预防医学相互契合，通过综合调理、运动养生等方式改善症状、促进康复，为慢性病综合管理提供更多选择。 在社会动员上，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33.69%，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为33.41%。健康素养的提升，有助于推动人群层面形成主动筛查、合理膳食、规律运动、戒烟限酒和规范用药的行为改变，为慢性病防控提供更坚实的社会基础。 前景——从“延长寿命”迈向“提升健康寿命”。 慢性病治理是一场需要长期投入的“耐力赛”。未来，随着医防协同机制更加成熟、基层服务能力持续增强、筛查与随访体系优化，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有望进一步下降，急性事件发生率与并发症负担将逐步减轻。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慢性病风险因素具有反弹性，防控成效必须通过制度化、常态化管理巩固；在个人层面，健康生活方式的持续践行仍是最经济、最有效的“第一道防线”。
慢性病防控既是医学课题，更是社会系统工程。在"健康中国"战略引领下，我国正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慢性病管理模式。这场关乎全民健康的持久战，不仅需要医疗体系的持续改革，更呼唤每个公民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当预防理念深入人心，当医疗资源精准触达，长寿时代的健康愿景必将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