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无锡姑娘，当年在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喜欢钻研法律。1989年，中德法学研究所成立了，这座只有两百平米的图书馆藏着亚洲最大的德语法学文献库。到了1991年我本科毕业后就留在了这里，一边读双硕士一边跟着导师搞研究。后来我去德国哥廷根大学念了博士，又回到中国当老师。2001年起，研究所就开始参与中德“法治国家对话”，现在已经连续九年入选这个项目了。 2003年反垄断法草案卡住了国企适用的问题。我把德国学的竞争法知识搬回北京，跟商务部还有王晓晔老师一块儿关起门来改条款。那一周大家都没有寒暄客套，就盯着条文争论修改。我们把“平等适用”写进了草案里，也就把今天《反垄断法》的框架给定下来了。 更让人头疼的是并购申报标准。商务部让我想办法既不能卡死企业合并，又得防止垄断。我就琢磨出一个“双层销售额”的方案——既看国内市场又看国际市场，只要有一条线达标就要申报。这个主意被采纳以后，企业并购终于有了明确的安全线。 回国后的这几年我就开始带着项目跑：2004年做了阿登纳基金会的反垄断立法研究；2005年研究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2006到2009年做欧盟的“欧洲一体化”子项目；2009年接手了江苏省法学会外资并购的课题；2012年拿下了哥廷根大学“全球化经济转型”的项目；2014年又接了国家社科基金关于垄断行业改革的活儿。每次做项目我都会把外国经验翻译成中国话，得出的结论也很简单：“适合国情的才是最好的。” 2007年德国总理默克尔第二次访华时特意绕到了我们研究所来看一看。当时默克尔刚走进南大接过名誉博士学位的时候，大家才知道这事。她那个时候就在想着怎么把中德法学的“隐形桥梁”搭起来。 2013年起我们和哥廷根大学联合开了“中国法与国际法双硕士”项目，让外国学生能系统地了解中国法治方案。我一直跟学生说：“以前我们是把德国法引进来，现在要把中国法送出去。” 2016年默克尔再次来到南京大学的时候又提到了这个研究所。她说她会一直关注中德法学的交流合作。 其实我读书那会儿是想当老师的，后来才慢慢转到法律领域来的。1991年我本科毕业就进了中德所当学生。2012年我当上中方所长之后提出了“科研－人才－咨询－翻译”四位一体的平台模式。 这三十年我一直在做比较法研究和人才培养。1989年刚成立那会儿就定下了规矩：要培养司法、行政、经济、律师和学界的未来领导者。我就是第三届学生中的一员。 现在我经常回去给母校无锡一中的学生们讲讲法律课或者做个报告。我以前在那里上中学的时候特别喜欢搞艺术体操和合唱这些活动。校长顾蕴玉不允许我们加班加课但鼓励我们自我规划。这种多元的体验让我在后来的学术和行政工作中都能保持松弛感。 很多律所给我开出高薪让我去做法务或者律师咨询工作时我都拒绝了。我觉得法律人如果只懂挣钱就失去了良知安放的地方。所以我选择回到南大的讲台上给学生上课带研讨班。“和学生对话总能迸出新火花”，这比写论文更让我心动。 每次回到家乡无锡见到父母的时候我都能找回重新出发的力量。现在我是校友会的一员之一，“搭起无形的桥让家乡与世界对话”，这比任何学术成就都要珍贵得多。 无锡一中给了我很大的底气和诗意。那里从初中开始就是寄宿制的小社会环境很特别。“多元体验让人看见自己的多面性”，也让我在高压下保持了自我。 到了2005年之后我去了很多地方访问学者或者做客座教授：布策柳斯法学院、布里托斯大学法学院还有慕尼黑创新与竞争马普研究所、柏林能源法研究所等等。身份越多视野越宽渠道越宽中国法的“海外声音”也就越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