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健康需求升级倒逼医学模式革新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慢性病负担上升、多病共存人群增多，传统以单一机构、单次诊疗为主的服务方式，越来越难以满足群众对连续、整体健康服务的需求。一些地区仍存预防、保健、医疗、康复相对割裂的情况；医疗机构与疾控体系之间信息互通不足，职责边界虽清晰但协同不够，导致健康管理链条衔接不紧、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业内认为，医学模式是资源配置、运行管理和体制机制设计的基础框架，只有先进行系统性重塑，才能为人才、技术、设备等要素优化组合腾出空间。 原因——制度能力与数字化基础提供“从0到1”的条件 我国推进原创医学模式具备多上基础。一方面，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利于跨部门统筹，将健康融入各项政策，把公共卫生目标与经济社会治理同步部署、同步落实。另一方面，我国医疗服务体系规模大、覆盖广，基层网络持续完善，为分层服务和连续管理提供了支撑。同时，信息基础设施和数字化应用能力不断提升，使跨机构数据协同、连续随访管理和风险评估逐步具备条件。涉及的专家指出，整合型服务体系的理念虽借鉴国际经验，但我国落地必须立足国情，在组织方式、责任体系和社会动员机制上形成更适配的制度安排。 影响——从“治已病”走向“管健康”将重塑服务结构与成本曲线 以整合为核心的新医学模式，强调以人的生命历程和疾病演进规律为主线，推动服务结构从“重治疗”转向“重预防、重管理、重协同”。此转变预计带来三上变化：其一，将分散服务纳入统一的健康管理主轴，减少重复检查、重复用药和无效转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其二，通过前移防线、控制致病因素，降低可预防疾病发生率，从源头减轻医疗系统压力；其三，通过连续管理与分层适配，改善慢性病、肿瘤等患者的长期健康结局，提升群众获得感。总体来看，新医学模式不仅改变服务方式，也推动治理理念从“以机构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 对策——以“三个整合”构建面向未来的中国路径 第一，构建全生命整合型服务体系。围绕生命全过程的健康需求，建立覆盖孕产、儿童、青少年、成人、老年等阶段的健康管理主轴，把预防、保健、医疗、康复等服务纳入统一管理框架，并推动疾控、妇幼、医疗等条线在目标、流程和评价标准上形成协同。关键抓手是编制并动态更新“生命健康需求清单”，以清单明确各专业体系的整合要求并开展一致性评价，推动条块分割向统一有序转变，使资源配置回到整体健康需求上，提升以需求为导向的治理能力。 第二，构建全病程整合型服务体系。围绕疾病发生、发展、诊疗、康复与长期随访的全过程，搭建连续健康管理链条，统筹信息服务与技术服务、群体服务与个体服务、预防服务与医疗服务、分层服务与适配服务，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全病程管理闭环。实践层面，应推动基层医生与上级医生在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基层侧重长期随访、风险筛查、用药管理和健康教育，上级侧重诊断决策、方案制定与疑难重症处置，通过双向转诊、远程协同和标准化指南让链条高效运转。同时，制定“全病程健康需求清单”和配套管理指南，推动分级诊疗从制度设计走向服务落地，使医防融合在一线形成可执行的工作机制。 第三，构建全因素整合型干预体系。以疾病谱和主要死因为依据，围绕关键致病因素的分布情况，把“健康优先”贯穿公共政策制定与社会治理全过程，形成全社会共建共享的病因干预机制。路径上，应继承并发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优势，赋予其慢性病防控、健康环境建设、生活方式干预等内容；在落实传染病联防联控责任的同时，将慢性病联防联控纳入部门和单位责任体系，形成预防疾病发生的全社会“组合措施”。同时，推进健康影响因素评估，编制“致病因素分布清单”，围绕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提出健康风险评估意见和公共政策风险控制建议，为各部门履责与持续改进提供更清晰的依据和量化抓手。 前景——以医学模式为“底座”推动卫生健康治理能力整体跃升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医学模式改革将与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质扩面、公共卫生体系补短板、健康信息互联互通等工作形成协同。随着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服务和跨部门责任机制逐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有望从“单点推进”走向“系统集成”，在保障公平可及的同时提升效率，并实现更可持续的成本控制。更重要的是，这一路径将健康管理从行业内部改革延展到社会治理层面，推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受益的健康共同体。
当全球仍在讨论医疗改革的路径时，中国的整合型服务体系已经表现出制度创新的现实成效。这不仅是对传统医学模式的升级，也为“健康中国”战略提供了更清晰的落地方式。未来，随着更多本土化方案持续推进，这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变革，或将为21世纪医疗卫生事业提供新的发展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