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重庆市合川区的钓鱼城，坐落嘉陵江、涪江和渠江三江交汇处，占地2.5平方公里，是中国古代著名战场遗址。公元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率军围攻钓鱼城，当地守军依托险要地势坚守抗击，创造了以弱胜强的战例，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影响深远。 自2004年起，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钓鱼城遗址开展系统考古，至今已持续20余年。累计完成考古调查逾30平方公里，发掘遗址点14处、发掘面积4万平方米，清理遗迹900余个，出土遗物7000余件，逐步揭示了钓鱼城依托“山、水、城”一体格局形成的大纵深、多重防御体系。该发现为理解古代战争中地理优势的运用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2025年6月至12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钓鱼城三龟石遗址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并配合文物保护工程对东内城墙遗址进行深入发掘。本次共清理城墙、高台、道路、灰坑、石碓、磉墩、水井、水沟等重要遗迹40余处，出土各类遗物150余件，为更认识钓鱼城的防御功能与城市布局补充了新的材料。 此次发掘的一项关键进展，是首次整体贯通钓鱼城东内城墙，明确了城墙全线的位置与走向。考古人员发现东内城墙北端并未与环城墙相连，修正了以往认识，改进了对内城城防体系的理解。考古解剖显示，不同阶段的城墙与高台夯土在土质、土色上差异明显，为研究各期土作、石作营建细节提供了重要线索。城墙砌石及巨石上残存的采石痕迹，以及其对应关系和叠压打破关系，也为梳理钓鱼城自宋代至明清乃至近现代的石作技术演进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 这些发现具有多上学术价值：一方面，进一步厘清了东内城墙城防体系的构成、营建次序与分期特征，使钓鱼城防御设施的布局更为清晰；另一方面，通过对不同时期建筑技术的对比分析，可追溯有关工艺的演变，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补充新的实物资料。本次考古为系统梳理钓鱼城内城整体布局与城防规制奠定了基础，也有助于深化对古代防御策略与城市规划理念的认识。
钓鱼城考古持续二十余年的深入工作，不仅还原了“上帝折鞭处”的历史图景，也以扎实证据呈现了中华文明在重大危机中的战略智慧；随着考古工作推进，人们看到的不只是冷兵器时代的防御遗存，更是一个民族在关键时刻显示出的创造力与韧性所留下的历史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