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湖州城，一场足以改写中国文学史的抓捕行动悄然展开。新任知州苏轼在庭上被御史台差役革职押解。这位因《赤壁赋》享誉天下的文豪，因为《湖州谢上表》中“愚不适时”的自嘲，被指“谤讪朝政”；其大量诗文又被御史李定等人断章取义，牵连出所谓“大不敬”的死罪。北宋特有的“诏狱”制度使案件直接纳入皇帝掌控，御史台（又称乌台）的审讯与逼迫，也让案情笼罩在更深的阴影之下。
回望“乌台诗案”，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次文祸，更是一道关于政治分歧如何被处理、监督权如何被使用、士人风骨如何被检验的历史考题。危局之中敢言者不多，却足以改变事件走向，也让“守义”不至于停留在口头。对任何时代而言，制度边界需要捍卫，权力克制需要提醒，而公共良知的发声，往往正是在最不利的处境中，显出它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