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宝现世：一次意外发掘改写文物史 1969年，甘肃省武威县雷台附近，村民在挖掘防空洞时意外发现一座东汉晚期古墓；墓室内青铜器密集，保存状况良好。消息传开后，部分村民私自带走文物，所幸公社领导及时封锁现场，考古队随即开展抢救性发掘，并追回流散文物。 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墓中出土金、银、铜、铁、玉、骨、漆、石、陶等各类文物230余件，古钱币3万余枚。其中铜器127件，最精致的一组为99件铜车马仪仗俑。出土文物现均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而最受关注的，正是后来闻名世界的铜奔马。 该墓共出土铜马39匹，铜奔马以造型独特、工艺精湛尤为突出：骏马昂首嘶鸣，三足腾空，右后蹄轻踏一只飞鸟，重心却稳而不失动势，体现出成熟的力学处理与审美表达。因形象生动，民间长期称其为“马踏飞燕”，也有“马超龙雀”等说法。蹄下飞禽究竟为何种鸟类，学界至今仍有讨论。为表述更严谨，甘肃省博物馆正式定名为“铜奔马”，但“马踏飞燕”一名早已广为流传。 二、声名远播：从省级库房到世界舞台 铜奔马出土后并未立刻引发轰动。直到1971年被调往北京参加“全国出土文物展览”，才在史学界、考古界引起强烈反响，并逐步为国内外所熟知。 此后，它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1973年至1974年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的重点展品，铜奔马先后在法国、英国等国展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观展后称其为“一颗耀眼的明星”，可见其艺术感染力与辨识度之高。 在国内，铜奔马的地位也不断提升。1983年，国家旅游局将其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6年，被列为国宝级文物；2002年，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纳入最高级别保护。如今，铜奔马已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也包含着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文化形象。 三、溯源问马：汉武帝西征与汗血宝马的历史背景 铜奔马所呈现的骏马形象，并非凭空想象，而有清晰的历史背景。 西汉初年，秦末战乱后中原战马匮乏，甚至出现贵族出行以牛车代步的情况。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国力增强，马匹数量有所恢复，但本土马种体型偏小、速度较慢，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抗中处于劣势。 汉武帝意识到良马对军事胜负的重要性，着手完善马政体系。在卫青、霍去病多次北击匈奴、收复河西之后，引进更优良马种的需求愈加迫切。 据记载，一名被流放敦煌的犯人曾向汉武帝进献一匹野马，其体型与中原马差异明显，令汉武帝颇为惊喜。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又带回消息：大宛出产良马，耐力与速度俱佳，奔跑时“汗出如血”，被称为“汗血宝马”，并被传为“天马”后裔。 为求良马，汉武帝最终兴兵远征。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将军李广利率军远征大宛，迫使大宛国以献出数千匹良马求和。汉武帝大喜，赐名“天马”，并作乐府诗《天马歌》咏叹其神异与威仪：“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此后，中原马种得到明显改良，汉代骑兵战力随之提升。 从形态上看，铜奔马体型修长、姿态矫健，与中原蒙古马头大颈粗、四肢短壮的特征差异明显，更接近大宛“天马”的想象与描述。此外，铜奔马呈对侧步行进的“走马”步法，即同侧前后肢同时抬起，通常见于经过训练的良马，这也提示它所表现的并非普通战马，而更可能是汉代贵族珍视的名驹形象。 四、精神解读：文物背后的民族意志 铜奔马的价值不止在铸造工艺与艺术造型，更在于它折射出的历史精神：面对外部压力，主动求变、追求强盛的意志。 从汉武帝不惜远征万里求良马，到工匠以青铜定格腾空飞驰的瞬间，贯穿其中的是同一种内在动力——追求卓越、拒绝停滞、崇尚进取。这种精神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延续至今，并在一代代实践中不断被重申与传承。
一匹奔马，跨越两千年仍让人感到“风从足下起”。对文物最好的致敬，不止于惊叹其巧夺天工，更在于以敬畏之心守护其真、以求真之道阐释其义，让历史的创造力与进取心在当代社会获得新的回响与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