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尼亚内罗毕发布的《2026年自然金融状况》报告指出一个严峻现实：人类正以34:1的比例透支生态资本；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用于化石燃料补贴等损害性支出的资金高达7.3万亿美元，而生态修复涉及的投入仅相当于其3%。这种长期的结构性失衡，使全球约45%的经济活动面临自然资源枯竭风险。问题的关键在于现行经济模式的内在矛盾。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表示：“现有金融体系仍将自然视为免费资源库。”测算显示，在农业、建筑业等八大基础产业中，约90%的企业尚未将生态成本纳入资产负债表。“先破坏后治理”的发展路径，已导致每年约5万种物种灭绝，并造成23%的可耕地退化。该危机引发三重连锁反应：首先冲击粮食安全，全球30亿人赖以生存的海洋资源正以每年1%的速度减少；其次放大气候灾害风险，湿地消失使洪涝损失每年增加约280亿美元；更严重的是加深贫困困境，发展中国家因生态恶化年均损失相当于GDP的10%。报告提出“5710亿美元解决方案”，构建三层路径：1. 政策层面，要求各国在2025年前取消有害补贴，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2. 市场层面，推动自然资本核算标准落地，将绿色债券发行规模提升至每年1.5万亿美元；3. 技术层面，重点推进雨林碳汇、海绵城市等36项关键技术。前瞻分析认为，该投资计划可创造1.2亿个绿色岗位，并在2040年前避免约23万亿美元的潜在经济损失。目前，已有79个国家启动“自然债务置换”计划；中国推进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试点也进展顺利。但要实现目标，仍需私营部门贡献约65%的资金，这意味着国际社会需在明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上，推动形成具有约束力的融资框架。
自然并非可以无限透支的“外部条件”，而是支撑经济社会运转的基础资产。联合国环境署报告揭示的资金错配表明，必须把生态系统的真实价值纳入决策，让资本流向更符合长期利益。面向2030年目标窗口期，金融与政策需要协同加力，把“投资自然”从倡议落到可衡量、可持续的行动上。这将直接影响全球应对气候与生物多样性危机的成效，也关系到人类发展道路的韧性与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