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县龙坪路西边高地上有个叫高原寺学校的地方，离县城得走五公里。这里有两条小河，一条从东边流来，一条从西边流来，在老街南边的公路桥下碰头，然后一起去大龙河。学校周围全是山，田里种满庄稼，还有白墙红瓦的小楼房，烟雾跟晨雾混在一起，看着跟画似的。赶集的时候，路上全是人和车，特别热闹。门口有棵特别粗的老柏树，旁边的冬青树也剪得很整齐。教学楼、老师的宿舍、食堂和操场都摆在那，旗子高高飘着。教室很亮堂，读书声很响；操场上的器械摆放得整整齐齐，阳光照得哪哪都是。 要是把时间拨回到清朝初年，这里还没学校呢。五台山有个和尚发现了这块风水宝地，雍正年间他们回去报告了，朝廷批准在这盖个寺庙，起名叫“高原寺”，意思是在高岗上的清净地儿。后来烧香拜佛的人多了，做买卖的也来了，“岗桑”“高梁市”这些土名也就没人提了。寺庙是后来形成集市的原因。到了六十年代政治风波一来，寺庙就被拆了。七十年代初，东柳公社把寺庙废墟改造成了乡政府的驻地；差不多同时，东柳公社又把办教育的任务压到了村组里。当时条件特别差，村民们出工出力又出钱，三个月就盖好了十五间土坯房、两间老师做饭的屋子、还有三间旧庙改的办公室——这就是高原寺学校最早的样子。 教室没窗户，土墙也不高；窗户上挂着茅草扇子挡风；瓦也不是一个规格的；门是杂七杂八拼的木板。讲桌是政府支援的一张三斗桌，腿都快没了；黑板是用木头拼的。师资方面也是凑合着用：村干部家的孩子或者有门路的人家的孩子里挑上过高中的来教。专门学师范的很少来，大多是民办教师：工资少得可怜，宿舍也挤得很。可他们从来没抱怨过，晚上还得熬夜备课批改作业。刘涌泉、高雪松、张树宝、翟显文这些好老师都在这里教过书，成绩挺好——化学竞赛和数理化全能全县第二——后来因为表现好都被调走了。留下来的许义龙、梁定乾、周新民后来考上了正式编制；党员退伍兵李虎善成了新校建设的骨干。 学生大多来自高原寺、岳家山、高原坝、老君和长岭、石槽这些地方。大部分孩子都要走读，一天来回两趟，远的地方得走七八里路。不管冬天多冷夏天多热、下雪还是下雨都阻挡不了他们上学的脚步——天不亮就出门晚上天黑才到家。只有少数几个外乡孩子有亲戚在这边住着能解决吃住。艰苦的环境反而让大家变得更爱拼搏了：1986年冬天全县数理化竞赛里，我们学校有三个学生拿了全县第二名；之后十多年里有十几个学生考上了高中、大学还有当兵提干。 1986年春天的时候东柳乡政府搬走了，把整块空地交给了学校。水泥路拓宽了、绿化带栽齐了、白墙黛瓦的新校门也盖好了；原来那六间土坯房全拆掉了换成了功能室、实验室、图书室还有电脑室……原来漏风的破门换成了铝合金窗户玻璃；操场铺上了塑胶跑道；多媒体讲台也进了教室。十多年后我带儿子回学校开家长会的时候都不敢认了——谁能想到这座现代化的校园以前是个破庙小学呢？ 现在的高原寺学校早就不是社办学校了，成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好样板。一百年来它从清净的寺庙变成了育人的地方；从断壁残垣变成了高楼大厦；从土坯房变成了智慧校园。每次改变都跟国家的教育政策保持一致——香火没了书声响起；个人的命运跟国家的复兴紧紧绑在一起。当我站在长廊回头看的时候心里不仅仅有母校的光荣感更多的是对“教育强国”战略的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