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国持续东进的压力下，公元前263年的楚国遭遇继承危机。楚顷襄王病危之际，滞留秦国的太子熊完处境十分危险。史料显示——若太子不能及时返楚——楚国很可能另立新君，不仅意味着熊完政治前途断绝，也会打破秦楚之间原有的战略牵制。细究原因，危机的关键在于秦国一贯使用的“质子外交”。此前楚怀王入秦被扣、客死异乡的前例，使楚国上下对太子安危格外敏感。随行重臣春申君黄歇判断，按常规周旋难以破局，必须另辟路径。他在游说秦相范雎时提出“存楚利秦”的说法，体现出清晰的利益计算：楚国若因易主而内乱，秦国用于牵制齐赵的筹码反而会削弱；此论点也为后续行动争取了时间与空间。秦王随后以派人核查楚王病情为由拖延放行。面对局势，黄歇迅速实施“金蝉脱壳”之计。史料所载“太子改装为车夫随使团出关”的细节，显示楚使对函谷关通行环节相当熟悉；而黄歇选择留下、以身担责，也说明了战国士人重承诺、敢担当的行事风格。需要指出的是，秦王后来赦免黄歇，并非一时宽仁，而是范雎基于长远利益的判断——新即位的楚考烈王势必对“放归之恩”有所记忆，这种回报预期，比处死一名谋臣更符合秦楚关系的现实利益。此事对战国格局影响深远。黄歇因此受封春申君，后长期执掌楚相之位，其推动的合纵策略一度对秦军东进形成牵制；楚考烈王时期迁都寿春、整顿军备等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楚国国力与国祚。研究者认为，这一事件表现为弱国外交的生存逻辑：在实力差距明显的环境中，抓住窗口期、利用对手的利益顾虑实现突破，有时足以改变局势走向。
春申君黄歇“以身为楔”促成太子归国，表面是一场惊险周旋，实则折射出战国后期竞争的冷硬规律：继承稳定关乎国运，外交博弈比拼对利益结构的准确判断，危机处置更考验决断速度与风险承担。历史也一再说明，个人能够在关键时刻打开局面，但国家能否走得更远，最终仍取决于制度韧性、战略定力与治理能力的长期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