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平时讲文明的故事，总说老祖宗某一天学会种地了，生活一下子有了大飞跃。为了种庄稼，人得老老实实待在一个地方不走动，两河流域就搞起了灌溉工程，中国也有大禹治水的传说。搞这些工程不光得有大批劳动力，还得有人来管事，国家这玩意儿也就这么出现了。国家有了，阶级不平等和贫富分化也就跟着来了。 好多人觉得，定居下来过日子和搞国家组织，这是搞农业技术发展到最后必然的结果。但最近的考古发现恰恰相反：大约12000年前人类就开始定居了，可等到农业技术出现，这中间隔了足足4000年；又过了4000年，才有了最早的国家雏形。 那么问题来了，从农业出现到国家建立，这中间这段空当里人类到底在干啥呢？考古学家给了个答案：尼罗河下游、中国的河姆渡文化还有印度河文明那些早期的部落，大多住在湿地里，身边都是现成的好东西。虽说现在看两河流域像是沙漠，但6500年前的河水会定期泛滥好几个月；波斯湾直接就冲到了苏美尔乌鲁克城门口，城外冲积了大片平原，鸟鱼动物多得是。 这时候的人根本不用到处乱跑迁徙，就在那儿守着就行：旱季吃地里的，雨季吃水里的。大家像原始的共产社会一样过日子，没啥明显的阶级之分。不过奴隶也不是完全听摆布：许多原住民原本过得挺好，压根没动力多干活去超额生产。 后来荷兰殖民台湾的时候发现当地人过得很自由，地都没怎么开垦，于是从中国拉来农民当奴工去开荒。这就说明古代城邦要想起来了，主要靠军事殖民和强迫劳动搞强制劳动体系。国家得榨干经济价值的同时还得留人。 古文明之所以能留下痕迹，多半是因为人跑不掉：两河流域、印度河谷还有古埃及都被地理上的大屏障围住了。反之北美洲和亚马逊雨林地方太宽阔又都是密林，人跑起来太容易，国家就难搞起来。 就算没有天然屏障，国家也会修城墙、立法来防人逃跑——像苏美尔苏尔吉修墙拦住缴税的人；中国的万里长城表面上是防蛮族入侵，其实也是为了困住自己的百姓。 几千年来国家一直在想办法圈住人不让跑。除了修墙和用刑罚吓唬人之外，还有一招是给外人起个坏名声让大家不敢往外跑。比如历史课本里讲的匈奴、蒙古还有歌德人这些名字，其实很多是国家自己编出来吓唬老百姓的。 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逻辑：周礼把吃粮食的人当文明人，把那些不吃谷物不会用火的人当野蛮人；明朝用生番熟番来分人交税不交税的。国家费这么大劲设计这套规矩，就是怕大家知道外面的野蛮人其实日子过得更轻松、营养更好、活得还更长。 像Berber人就把去外面抢东西当成农活来干呢。所以国家不光要操心内部治理的压力，还得提防外面游牧民族来抢东西——比如美索不达米亚被阿摩利人入侵、罗马被塞尔特人入侵。 游牧民族的存在反而抑制了国家权力往一块集中。国家怕民众意识到自由生活是可能的事儿；于是就想办法收保护费换安全。 比如罗马拿黄金去贿赂塞尔特人；明清时期的难民走西口就是为了躲开国家去搞游牧生活；这种策略被叫做后天原始化。 许多原住民过那种原始日子；其实是因为不想在国家体制下受气；而不是因为他们落后。 尽管早在5000年前国家就有了；但古文明国家里的人口其实只占少数；大多数人还生活在国家的边缘；过着自由狩猎采集的日子。 一直到17世纪地球上还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国家之外呢；在长达20万年的历史里；国家统治的时间加起来也就400年；只占了0.2%的人类历史长度。 所以要是国家都不是个常数；那现在的中美两大帝国；也就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阵浪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