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时代，新科进士往往把出任地方要职视为仕途顶点；顺治九年（1652年），山东文登进士于鹏翀却做出不同选择——这位名列榜眼的青年，婉拒朝廷授予的知府、知州等实权岗位，主动请任莱州府灵山卫教授，成为清代少数以进士身份担任地方教职的案例。 这个决定背后有制度与家庭两上原因。据《大清会典》记载，清代实行严格的任职回避制度，知府、知县等行政官员须跨省任职，教职官员则可在本省调配。于鹏翀出身文登望族大水泊于氏，家族在登州府颇有声望；若走行政官路，按制度需远赴他省。《文登县志》也明确记载其“父母年高，不忍远仕”，使他最终选择了可留任山东的教职。 历史学者指出，这类选择在康乾盛世前后尤为少见。彼时清廷正值用人，新科进士多获重用，于鹏翀同科的举人弟弟于鹏翥便出任知县。再看灵山卫历任教授多为贡生出身，进士任此职确属少见，也难免被视作“用才不尽”。但档案显示，于鹏翀在任期间专注地方教育，并未谋求转任或升迁，其生平记载中也仅见“灵山卫教授”这一官职。 这一现象折射出传统社会的价值排序。有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分析，明清士人在“忠孝难两全”之间常陷两难，而制度安排也为尽孝留出了现实通道。教职品级不高，却既能承接士人以教化参与治理的理想，也便于履行侍奉父母的责任。地方志对其评价为“天性笃厚”，也说明这种取向在当时士林并非孤例。 当代研究者认为，此案为理解科举与官僚体系的弹性提供了观察点。在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清代，仕途走向不只取决于才具与政绩，道德与家国伦理同样影响个人选择与社会评价。于鹏翀的经历提示，制度约束与个人取舍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
历史不只书写显赫功业，也常在细节中呈现时代的取舍。于鹏翀“舍高就近”、以教职自守，既映照清初回避制度下的任官规则，也展现传统士人对亲情与责任的权衡。今天重温这段往事，更值得从中读出启示：可贵的不在官阶高低，而在其位谋其事，在岗位上守住本分、成就他人、安顿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