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我家的八忘斋，那简直就是一本四十年的生活大杂烩。小时候啥也不懂，开心的时候和小伙伴们凑在一块，整天就像过了四季那么长。不过也会被大人训哭，或者被别的孩子欺负，可现在回想起来，全是嘴角挂着的甜味。 我爸是1935年出生的，他自己就像一部缩微版的中国近代史。在满洲国的时候大家都挺拘谨的，后来跟着打日本跑了好长一段路，又赶上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艰难时刻。反右、四清、大跃进的时候风云变幻，甚至经历了十年的人间炼狱。相比之下我这一辈子过得太顺当了，七八十年代物质匮乏得要命，买块糖都得凭票。就是因为那时候穷得叮当响，“有得吃”才成了最实在的幸福。 1980年以前大家基本都穿同一件“穷外套”，工资少得可怜，副食品全得凭票供应。信息闭塞得很，隔壁县怎么过的日子都打听不到。六大爷当时是正处级干部，逢年过节才能领点烟酒配给品。我家刚装好电话没多久他就走了，那根电话线也就成了“搁浅的特权”。日子过得太苦了，“待遇”这两个字成了老百姓心里最大的叹息。 1983年搞严打那阵子挺吓人的，“从快、从重、从狠”就像把钝刀子往人家心里捅。公判大会以后刑车绕着城转一圈，我们一群孩子骑上自行车拼命追，想看个热闹到底是怎么个死人法。结果刑车一到郊外就猛加速跑了。等到我们赶到荒地刑场时只看到了一滩还没干的血和几片碎纸。那天我才明白法律不是让人看热闹的玩意儿，而是让人心里发怵的高墙。 七十年代末我爸恢复工作后经常出差给家里带东西：酒心巧克力、牛皮糖、还有进口香皂。我用一块巧克力换了邻居家做的风筝，那天风筝飞得比县城屋顶还高。八十年代初县城终于出现了第一盏红灯，“过马路左右看”这句话在课本上看着抽象得很，这下子终于有了个具体的样子了。 81年我妈鼓足勇气去烫了头，后来干脆在自家院子里支起烫发摊挣点钱。烫个头两三块钱一天能赚不少。我爸一个月工资才72块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心里头亮堂。春节前物资交流大会上我妈一天能挣一百来块钱。那时候我手里攥着两块零花钱就跑去会场里买了糖葫芦和连环画。剩下的钱塞在兜里——这就是我对“有钱”最直观的想象。 冷烫精那种刺鼻的味儿还有卷发杠子整整齐齐摆着的样子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四十年一晃就过去了。我们亲手把日子过成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模样。 童年就像一场梦一样醒来没剩下什么滋味；就像一首歌一样唱完就成绝响了。我不能给我爸的童年做主也不能给我儿子的童年做主唯一能握住的就是此时此刻那种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那个一闪而过的八忘斋装着穷也装着富装着血也装着笑装着严厉也装着温柔——那就是咱们一起走过的四十年人间烟火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