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炳启代表，作为基层的村支书，有一套特别的方法来解决高额彩礼的问题。他不直接砍价，而是重新定义什么是面子。比如李燕锋代表提到她朋友的例子，结婚彩礼68万，小叔子结婚时涨到了108万，她心里就不平衡了。这个增加的4万块钱，可能不会影响生活质量，但却在亲戚邻居这个小圈子里，变成了一种面子指数和个人价值评估。大家都陷入了囚徒困境，谁都知道高额彩礼对大家都没好处，但轮到自己家时又不敢降价，因为怕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全国人大的代表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人建议给彩礼定个上限，比如不超过6万，这样就能刹住风。还有人觉得这事儿急不得，要慢慢来靠引导。这两种思路很有意思，一个想用规则硬着陆，一个想用人心软着陆。其实，高额彩礼早就不是钱的事了，它是一种社交圈里无法退出的金融游戏。 李燕锋代表提到她一个朋友的例子特别真实。自己结婚时彩礼68万，小叔子结婚时涨到108万，她心里就不平衡了。这种不平衡并不是因为生活质量受到了影响，而是因为在这个游戏里，彩礼的数额被兑换成了面子指数和个人价值评估。大家不是为婚姻定价，而是为面子支付溢价。 石炳启代表的方法更像是釜底抽薪。他把红白理事会纳入管理，制定规矩、宣传教育来改变舆论风向。最核心的是后面两步：利用自己的威望去当证婚人，给低彩礼的家庭提供一种新的社交货币；村里再给这些家庭发证书、发牌匾、提供创业支持。这种方法让大家知道在他们那儿文明节俭才是最光彩、最有面子的事。 所以治理高额彩礼问题需要把限额作为手段，激励作为补充。但最根本的还是要重建我们对面子和里子的认知。比如石炳启代表说服了那位嫁到拉萨的女孩家人结婚是爱情的结果不是买卖婚姻这个道理谁都懂但在那个被面子绑架的氛围里大家忘了或不敢提了需要有人站出来把这个最朴素的道理大声说出来并为那些愿意遵循这个道理的人撑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