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大地》或《大地》三部曲，是赛珍珠的代表作，这样说以及这样认为，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无论是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还是赛珍珠自己对于其早期文学著述的认知，似乎与上述一般认知，都存在着一定错位或者偏差。
1938年底，亦就是刚获授诺贝尔文学奖不久，在致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爱玛·E·怀特的一通书札中，赛珍珠谈到了自己的获奖，尤其是谈到了对于自己获奖作品的“重新”认识：我在瑞典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那里的人们热情、慷慨而善良。
有些人认为这个奖项是颁给《大地》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为了表彰我全部的作品。
他们讨论了我的每一部小说，还有那两部传记。
上述这段文字，在时间上距离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近，而且又是在致友人的信札中郑重其事地严肃说明甚至“澄清”。
这一方面说明，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授给赛珍珠并表彰她当时业已公开出版的“全部作品”的；另一方面亦说明，在赛珍珠早期以《大地》三部曲为代表的“中国叙事”之外，她的两部传记著作同样受到了诺贝尔奖方面的关注和重视，并将其一并纳入到了对于赛珍珠文学成就的肯定和表彰之中。
同时，在赛珍珠自己的认知当中，以《大地》三部曲为代表的“中国叙事”，与以《异乡客》《战斗的天使》为代表的有关自己家庭乃至家族的叙事，共同构成了她早期文学创作的两条主干脉络。
这两条主干脉络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情感上，既彼此独立，亦相互交织，呈现出赛珍珠早期通过文学书写而建构出来的“两个世界”：赛珍珠眼里和心中的中国人的世界，以及自己家人和家族的世界。
而赛珍珠自己，则成了关联起这两个世界的一座桥梁。
或许，关联起这两个世界的，并非仅赛珍珠一人而已，把她带到中国来的父母双亲，同样也是这座桥梁的一部分，至少在赛珍珠的内心深处，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对于赛珍珠来说，这两个世界无疑都是重要的，也是不可缺失或不能彼此替代的。
而这两个世界，又通过赛珍珠的父母双亲，尤其是通过她自己，深深地、紧密地交融在一起，成为赛珍珠早年知识世界、情感世界、精神世界以及文学世界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在赛珍珠前往南京生活之前，她与自己的父母一家人基本上一直是与中国人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居住在在华西方人社区之中。
而与赛珍珠一家来往更多的，也不是侨居当地的西方人，而是当地的中国百姓。
这种与中国人在一起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经历，极大地影响并塑造了赛珍珠的生活观与世界观。
这一点，在她1933年为美国一家出版社编纂的作家词典所撰写的《自我小传》中亦有涉及：不过，我确信，当我课后在山坡和山谷漫步时，和随便哪个人的闲谈、不断聆听到的谈话，以及亲眼看到的许多事物，都是白种人的孩子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这个国家的美丽和中国人的感情已经成为我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显然与上述有关但又不仅限于这些的“特殊”经历，成就了赛珍珠1924年至1936年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这也是她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期和高峰期。
在此期间，赛珍珠不仅开辟出来“中国叙事”这一令人瞩目的写作空间，而且还同样专注、投入并成功地开辟出来另一个同样令人瞩目的写作空间，也就是以她自己的家庭史和家族史为中心的写作空间——赛珍珠通过《怀念》《自我小传》《异乡客》《战斗的天使》《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以及《我的几个世界》这一系列的追忆性书写，将个人史与家庭史和家族史交融整合在一起，并与她的“中国叙事”系列著作一道，形成了赛珍珠关于自己的两个世界的文学书写与叙事，呈现出向外部世界不断扩展延伸的瞭望，与向自我内部世界不断开掘探索的守望的两种叙事方式。
无论是有关自己母亲的传记《异乡客》，还是对于父亲的书写《战斗的天使》，这两部传记作品都不只是一种单 当历史尘埃落定，赛珍珠留给世人的不仅是诺贝尔奖台上的荣光，更是一座横跨东西方的叙事桥梁。
在全球化遭遇挑战的今天，重读这位先行者"双轨并行"的文学实践，或许能为破解文明冲突的困局提供新的密钥——真正的理解，永远始于对"他者"的真诚书写与对"自我"的勇敢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