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威权型社会治理模式限定在了官僚体制庞大且成本极高的境地。在这套模式下，公务员工资必然处于低位。公务员的待遇之所以迟迟难以提升，根本原因就在于现有的社会治理结构太过冗杂。它的特点是纵向的链条拉得过长，从中央一路划分到村一级；横向的职能单位又太分散，上至各类机关、下至公益岗，加起来足有几千万人。 这种全面管制的模型耗费极大。为了维持稳定，大量资源被锁定在维护系统中，产出的是社会效益而非财富生产。体制权力深度嵌入社会，治理与反抗并存，这无形中抬高了运行成本，而且这部分开销常常被忽视。治理环节一多，官僚主义、推诿扯皮等问题就会冒出来，进一步增加了财政压力。为了控制成本，把工资降低成了唯一的选择。 这个模型的核心是维护稳定，“政治正确”成为了它的运行动力。意识形态强调国家安全、集体奉献和吃苦耐劳，“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天然排斥高工资。深层次的逻辑是担心民众因此产生不满情绪。体制内还有大量非正式编制人员，他们的工资远低于在编人员。由于“患不均”的心理根深蒂固，编制内就很难批准涨薪。 这样的大政府模型最终导致了双输的局面。广大基层群众的权利被严重限制，社会契约精神遭到了损害；公务员群体拿着微薄的薪水，职业道德也逐渐变得松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