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豚类动物，也是长江水生生物的旗舰物种。
其生存状况不仅关乎物种延续，更是衡量长江生态系统健康与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尺。
过去较长时期，受多重压力叠加影响，江豚种群出现持续下滑：相关科研机构调查显示，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约2700头下降至2017年的1012头，极度濒危态势一度加剧。
当前虽已出现回升，但总体仍仅恢复到上世纪90年代的一半左右，保护任务依然艰巨。
（原因）江豚种群衰退的背后，是人类活动对栖息地与食物链的综合影响：一方面，航运、岸线开发、涉水工程等改变水域环境与水动力条件，挤压适宜栖息空间；另一方面，历史上不当捕捞和网具遗留带来缠绕、误伤等风险，影响个体生存与繁殖；同时，水域生态结构变化导致饵料资源波动，叠加极端气候事件频发，使种群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与突发性威胁。
种群在下降过程中还可能出现遗传多样性减少等隐性风险，导致恢复周期更长、成本更高。
（影响）在长江流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江豚数量“止跌回升”具有标志性意义。
农业农村部介绍，专项调查显示，2022年江豚数量约为1249头，首次实现止跌回升；2025年恢复到1426头，呈稳中有升态势，在武汉、南京等多处水域可见江豚活动。
这一变化说明以“十年禁渔”为牵引的系统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渔业压力下降有助于栖息环境改善与生物多样性恢复，也为流域综合治理提供可量化的生态成果。
同时，江豚的恢复对公众生态意识提升与地方绿色转型具有带动作用，有利于形成“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的社会共识。
（对策）面向中长期保护需求，我国将以规划牵引、部门协同、分类施策的方式推动江豚保护从“稳住”向“扩增”迈进。
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26—2035年）》，明确十大拯救行动，重点从三条路径发力。
第一，强化自然种群保护，着力降低直接威胁与提升栖息地质量。
包括严格规范涉水活动，持续清理残存网具钓具，完善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应急救护机制；在重要栖息地研究实施禁限航措施，减少干扰与碰撞风险；推进自然河漫滩等关键栖息地生态修复，恢复水域连通性与生态功能，力争2030年自然种群达到1700头、2035年达到2000头。
第二，扩大迁地保护规模，构建更稳健的“备份种群”体系。
对栖息地已受破坏或风险较高的群体实施迁地保护，在适宜江段设立迁地保护水域并形成网络。
现阶段迁地保护群体已超过150头，年出生幼豚超过10头。
下一步将加快江西湖口迁地保护水域建设，并研究推动新建迁地保护水域，力争2030年迁地保护群体达到220头、2035年达到300头，为自然种群持续补充和局部区域种群重建提供稳定种源。
第三，加快人工繁育关键技术攻关，增强极端情景下的保种能力。
有关部门组织科研单位开展技术攻关，建立淡水鲸豚类精子库，为突破人工繁育瓶颈提供支撑。
未来将进一步整合人才、平台与设施，构建人工繁育全链条技术体系，提升种群扩增与遗传资源保存的保障水平。
（前景）从“数量回升”走向“稳定增长”，关键在于把阶段性成果转化为长效机制。
一方面，要持续巩固禁渔执法监管与渔民转产安置等配套措施，防止压力反弹；另一方面，应推动流域治理从单点整治向系统修复升级，统筹航运管理、岸线利用、工程建设与生态红线管控，实现保护与发展相协调。
随着拯救行动计划落地实施、栖息地修复持续推进以及科研支撑能力增强，江豚种群有望在未来十年进入更稳健的恢复通道，但仍需对极端气候、突发污染和人为干扰保持高度警惕，强化监测评估与快速响应能力。
长江江豚的命运与长江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息息相关。
从1012头的历史低谷到如今的1426头，这一上升曲线见证了十年禁渔政策的显著成效，也体现了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承诺。
未来十年，通过自然种群保护、迁地保护扩大和人工繁育突破的三管齐下，长江江豚有望从极度濒危走向种群稳定增长。
这不仅是对一个物种的拯救，更是对长江生态系统整体恢复的重要检验。
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长期坚守，让长江江豚的微笑成为生态恢复持续向好的生动标志。